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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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深秋，臺北榮總醫院的消毒水味混著老榕樹的落葉氣息，飄進39號病房。
蔣孝勇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他拉著兒子蔣友柏的手，聲音輕得像隨時會斷：“你奶奶……是個苦命人?！?/strong>
這話讓蔣友柏愣了。
在他記憶里，祖母蔣方良就是張掛在墻上的瓷像永遠穿著深色旗袍，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臉上沒什么表情。
可此刻，父親眼里的痛，讓那個“瓷像”突然有了溫度。
“她本來不叫蔣方良?！?/strong>
蔣孝勇咳了兩聲，眼神飄向窗外，像是穿透了幾十年的時光，“她叫芬娜，從蘇聯來的。”
1935年的烏拉爾機器廠，煙囪里的黑煙裹著雪粒子。
18歲的芬娜·伊帕季耶娃在車床前干活，袖口磨出了毛邊。
這年她剛從孤兒院出來，蘇聯內戰奪走了她的父母，沉默成了她的生存本能少說話，多做事，就不會出錯。
那天廠里來了個中國青年，叫蔣經國。
據說是被派來學技術的，可他總往芬娜的車床這邊瞅。
后來才知道，他是國民黨大佬蔣介石的兒子，在蘇聯“留學”，其實是政治避難。
兩人真正熟絡，是在工廠附近的冰球場。
芬娜揣著配給的黑面包，蔣經國拿著兩個土豆。
冰場邊的長椅上，土豆被切成小塊，兩人分著吃，就著冰場的寒氣，倒吃出了點暖意。
“他說我笑起來像西伯利亞的陽光?！?/p>
蔣孝勇模仿著父親的語氣，蔣友柏想象不出，那個總板著臉的爺爺，還有這么溫柔的時候。
1937年，芬娜成了蔣方良。
護照上的名字被鋼筆劃掉，改成這三個字時，她連怎么寫都不知道。
“她后來跟我說，那時候最怕孩子哭，怕哭聲引來狼群。”
蔣孝勇的聲音有點抖。
到了南京，日子更難。
宋美齡拉著她的手說：“進了蔣家門，就得學規矩。”
怎么走路，怎么請安，怎么笑，都有講究。
“有次她想給孝武喂奶，宋美齡說‘公眾場合不雅’，她就硬生生憋了一下午。”
1949年遷臺前夜，秦淮河邊的火光映紅了天。
蔣方良抱著最小的孝勇，往藤箱里塞孩子的衣服，手一直在抖。
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跟著丈夫走。
到了臺灣士林官邸，蔣方良的世界更小了。
每天清晨五點，天還沒亮，她就去院子里澆那棵老榕樹。
樹葉上的露水打濕她的旗袍下擺，她卻像沒感覺似的，嘴里哼著俄語搖籃曲。
“那是她唯一能說母語的時刻?！?/p>
蔣孝勇說，“后來我才知道，她床頭一直放著本俄語圣經，每天晚上偷偷讀?！?/p>
家里的事，她幾乎都自己扛。
有天晚上孝勇夢游，她怕兒子摔下床，就用布帶把他雙腳輕輕綁在床沿。
“我問她為啥不叫傭人，她說‘媽媽的事，自己做才放心’?！?/strong>
蔣友柏突然想起，小時候祖母總給他塞俄羅斯軟糖，原來那份溫柔，早就藏在細節里。
1953年，章孝慈被抱進官邸。
這個孩子是蔣經國和章亞若的私生子，蔣方良看著襁褓里的嬰兒，半天沒說話。
后來她讓廚房把奶糕沖得稠一點，說“孩子長身體”。
“她從沒對人說過這事，連我們兄弟都不知道，直到她走后才發現日記里寫著‘他也是個沒媽的孩子’?！?/strong>
蔣孝勇的聲音低了下去，“搞不清她是委屈，還是真的心疼。”
1978年蔣經國就職“總統”那天，儀式很隆重。
蔣方良穿著新做的旗袍，想上前幫丈夫整理領帶，卻被侍衛攔住了按規矩，“第一夫人”只能站在旁邊。
她僵在原地，手還舉著，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掉。
“后來她跟我說，那一刻突然覺得，自己像個擺設?！?/strong>
蔣孝勇苦笑，“夫妻一場，最后連整理領帶的資格都沒有?！?/p>
1988年蔣經國走的時候，蔣方良握著他的手，用俄語在他耳邊說：“芬娜在這里。”
那是她嫁過來五十一年，第一次在他面前說自己的本名。
蔣經國的手指動了一下，像是回應，又像只是神經抽搐。
“她守在靈堂七天，沒掉一滴淚，只是不停地用俄語念圣經?！?/p>
蔣孝勇說，“我知道，她的眼淚早就流干了。”
守寡后的蔣方良，把官邸的后院改成了菜園，種番茄、黃瓜，每天扛著鋤頭下地。
她還偷偷給孤兒院捐錢，不留名字，只讓司機把錢送過去。
“有次我問她為啥不出去走走，她說‘這里挺好，有榕樹，有菜’?！?/p>
蔣孝勇頓了頓，“現在想想，她不是不想走，是沒地方可去蘇聯回不去，臺灣又不是家?！?/strong>
1992年蔣友松畢業典禮，蔣方良去了。
她坐在臺下，鼓掌時手抬得很低，像只受傷的鳥。
“那天她穿的還是二十年前的旗袍，洗得有點發白?！?/p>
蔣孝勇說，“她好像故意把自己藏起來，怕別人注意到。”
后來她得了腦溢血，說不出話了。
蔣友柏去看她，帶了盒俄羅斯軟糖，她眼睛突然亮了，抓著糖盒不放，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
“她記得，她什么都記得?！?/strong>
蔣孝勇的聲音開始發顫，“那些被藏起來的名字、語言、故鄉，其實一直刻在她心里?！?/p>
蔣孝勇的呼吸越來越弱，他看著蔣友柏：“你奶奶……不是什么‘蔣方良’，她是芬娜，是那個在冰球場分面包的姑娘……”話沒說完，他閉上了眼睛。
病房里靜下來，只有窗外的榕樹葉沙沙響，像有人在哼俄語搖籃曲。
蔣友柏突然明白，祖母的“苦命”，不是輸給了誰，是輸給了那個把“芬娜”變成“蔣方良”的時代。
她用七十年的沉默，藏起了一個女孩對故鄉的思念，一個妻子對愛情的期待，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溫柔。
現在再看墻上的瓷像，蔣友柏覺得，祖母的嘴角好像有了笑意那是芬娜的笑，是屬于她自己的，沒被歷史偷走的笑。
而那棵老榕樹，還在士林官邸的院子里站著，風一吹，葉子就嘩啦啦地響，像是在說：“歡迎回家，芬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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