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富：我關心的，就是自己的研究對司法實踐有什么價值

來源 | 節選自

未麗編《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學術人生自敘與側記》

作者 | 王作富，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的一生中沒什么大的起伏，也沒經歷過什么挫折，一直都是順利的，平穩的。現在來看，我這輩子沒做過什么大事，也沒犯過什么大錯，群眾關系可以，工作上有些成績，但也說不上有多突出。我信奉“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我看人也是多看別人優點，工作中也好，為人處世也好，不愛挑三揀四，也不喜歡突出自己，所以跟同事也好，學生也好，處得算是不錯。

01 小鎮“四大家族”之 一

我先說說我的家庭。我們小鎮當時有“四大家族”，都有土地，都雇長工，也做買賣，我家算是其中一家。我家還開過酒廠，但后來倒閉了;也蓋過一百多間民房出租，收入在當時還是可觀的。

我爺爺去世早，關于他，我沒有任何記憶。奶奶大約在我七歲時走的，我還記得一點兒給她穿孝衣、發喪的事。我父親那輩兒有弟兄三個，我父親是老大，叫王東，活到八十多歲。我二叔叫王海，三叔叫王仲。父親和二叔都是文盲，只有三叔有點文化。

我家祖孫三代同堂，是一個“封建”的但也非常和睦的大家庭，家風非常好，父親和他的兩個兄弟，一直在一起生活，大概1956年才分家。從我記事起，從未見過老一輩人吵架鬧矛盾，不僅父親和兄弟之間不鬧，妯娌之間、長輩與晚輩之間也不鬧，就是我們兄弟姐妹之間，以及與其他的表兄姐妹之間，也沒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

我們全家三十幾口人住在一起，這種情況持續到土地改革以后好幾年。土改后，土地便都分光了，我家的產業就剩一個“義和局”，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后，被定性為“民族工商業”，與改造前一樣，經營些日用百貨、布匹、綢緞、油糧、食品、糕點、五金雜品等。三叔有點文化，所以“義和局”還由三叔經營，但管理權和利潤都歸國家所有，三叔的身份是“民族工商業者”，領取工資。

記憶中，父親雖在他們那輩兒排行老大，對家里的事業好像什么也不管。他每天一吃完早飯，就到商店里坐著，不做什么事，也不過問什么事。這里說的“商店”，就是前面說的“義和局”。“義和局”是一個招牌，但店鋪有三個，有一個兩層小樓。樓是當地最好的樓之一，商店的人氣和經營的物品一樣，在當地也是數一數二的。

我們那里是鎮與村連著的，我家是住在離鎮不遠的村里。鎮上除了有幾家地主大點兒的企業，其他都是小商店。鎮的發展主要是靠開灤煤礦，我們家的商店就正對著開灤煤礦的大門。我家是從我父親那一輩才由窮變富的。父親年輕時還挑擔走村串戶做小販，賣些芹菜啥的，逐漸賺了些錢，越賺越多，慢慢積攢，攢到一定的數目，開始買土地，后來開了酒廠，再后來開了商店。后來酒廠經營不善，關了，商店一直還不錯。

我家共有四男二女，我有個大姐，是我父親的第一個妻子生的。我母親是我父親的第二個妻子，我母親共生了我大哥、二哥、我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父母都是文盲，我父親的第一個妻子也不識字。我三叔可能念過兩年私塾，我二嬸和三嬸也都不識一字。我大哥念過一點私塾，算是有點文化，后來一直在煤礦工作。我二哥是朝陽大學畢業，學經濟，1976年唐山地震中與二嫂一起被砸死了，他們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僥幸活了下來。

02 我們幾兄妹

我們家除開大姐，五兄妹我排行第三。

我大哥雖然出生在一個還算殷實的家庭，但一點沒有富家子弟的習氣。他長大結婚后，我父親就叫他下煤礦當工人。那時他很年輕，二十多歲的年紀，家里開著買賣，有長工，也有土地，按說應是富家闊少爺，但他吃苦耐勞，不講享受，不講排場，自己也趕馬車，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家長讓干什么就干什么。后來我父親讓他到開灤煤礦當工人，他也從沒抱怨過半句。他干的活不算累，好像是井下倉庫的管理員，也就是看管挖煤工具等。這個工作他一直干到新中國成立后。

我二哥跟我一樣上了大學，當了老師，沒怎么吃過苦。

我四弟高中畢業后考上內蒙古醫學院。大學畢業后，到唐山工人醫院當了醫生，后來從那里退休，現在到無錫養老去了。

我家老五是個妹妹，當年也是在北京哪個學校念的專科，后來在唐山鋼鐵廠當技術員。妹夫也跟妹妹一樣，北京一專科學校畢業。倆人在同一工廠工作，都沒改過行，一直干到退休。

我們兄弟姊妹之間關系很好。我工作后，四弟還在讀書，因為那時家里已無別的任何收入，大哥當工人工資很低，所以四弟的學費和生活費基本都是我出。我大哥去年整九十，九十大壽我都沒打個電話，寫個信。我現在記性也不好，誰的年齡、生日都記不住。

03 父親不許我們抽煙喝酒

我父親雖是文盲，但非常注意對子女的教育。他平常早出晚歸，白天基本都在商店里坐著。晚飯后，通常把兒子兒媳叫到跟前，我們幾兄弟坐在炕上，兒媳進門后就站在門邊，聽他訓話。這樣的訓話，一個月有好多次。不知為什么，父親好像總有話說，文盲的他，似乎很擅長坐而論道。

父親的訓話內容，大多是關于怎么做人。現在印象最深刻的，是父親要我們不許抽煙，“我只要看見你摸煙卷，就要揍你”。這個教育對我們還是很有效的，我大哥是一輩子都不抽煙，我四弟長大后抽過一段，后來也戒了，我二叔的兒子也不抽煙。父親還不許我們賭博，不僅自己不能賭，就是去看別人賭也不行。記得有一年春節期間，長工在玩兒推牌九，我大哥在長工屋里站旁邊兒看，被我父親看見后，便追著打我哥，那時我哥好像都已結婚了。

04 受母親影響樂善好施

我的一生很平淡，沒有經歷過急風暴雨和重大挫折，沒經歷過特別苦難的生活。我的為人與我的家庭和父母有很大關系，特別是對社會上弱勢群體的同情，更是深受母親言傳身教的影響。

記得早年，我家因為人多，每天要煮幾十口人的飯，通常也剩很多。那時門口常有乞丐路過，哀求給點吃的。母親每次只要一聽到，馬上會拿個大碗盛滿滿一碗飯，再切一塊咸菜，送到大門口給他們。對比較窮的鄰居，母親也是經常接濟，送糧食或者送衣服。

母親樂善好施，我受母親的影響，每遇到身處困境的人，也總是能幫一點兒就幫一點兒，只有這樣，心里才好受一些。

上小學時，家里每天給我兩個銅板吃飯和零用，而我只要一個四歲的小孩子得了很嚴重的病，到北京來治。我就拿了三千元錢，去了報上提到的空軍總醫院，找了半天，醫院卻說沒有這個小孩兒。有人告訴我有個慈善組織的辦公室，就設在空軍總醫院，我便找到這個辦公室。一位挺和氣的女士接待了我，說她們醫院沒來過這樣一個孩子，后來又上網幫我查，說是在東城區的什么胡同。這太難找了 ，這錢就沒有送出去，這兩天又有別的事，一忙就忘了。

對那些特別困難的，希望報紙在報道時一定要留下具體地址。但有困難的人太多了，都幫也不可能。我也不會上網，有時候想幫，也不知道找誰。有時也可能是我記性不好，記錯了。比如說上面那個從內蒙古來北京治病的孩子，我可能就把醫院記錯了。

05 在私塾跟老先生背書

我父親那輩兒是窮人，很窮，念不起書，那時農村也不注重讀書。所以我父親自己不學習，沒文化，也不重視子女的文化學習。那時有洋學堂，但他不了解洋學堂，更不認為洋學堂有什么好。所以，我從六歲開始上的是私塾，跟的是一個老先生，老秀才，就住在我家隔壁。

記得老先生留著小胡子，年紀起碼是六十以上了。私塾大概有十來個孩子，每天念些《百家姓》的“趙錢孫李、周武鄭王”，還有《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之類，以及《千字文》。這些書都是押韻的，讀起來朗朗上口，是私塾常用的啟蒙教育讀物，主要是為了識字。

后來我又轉到另一個村的私塾，從六歲到九歲，我共換了三個地方上私塾，都是老先生教。至于為什么換了好幾個私塾，不是我自己要求的，我父親也從不管我的學習，可能是我三叔介紹的。我三叔自己沒有兒子，當時有點想過繼我，所以他很關心我的學習，對我也很好。

在私塾讀完《百家姓》《三字經》和《千字文》后，大概八九歲時，開始讀孔孟的書。第一本便是《論語》，后來是《大學》《中庸》《孟子》。這些書也屬啟蒙讀物。

那時的老先生可不像現在的老師，有講解、輔導什么的。上課很簡單，就是他念什么，你跟著念，死記硬背就行了。每天早晨第一課就是背書，站在老師面前，挨個兒背。怎么背?腳不動，身子和腦袋有節奏地左右搖晃著，面帶微笑，嘴里跟唱歌一般。“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果今天背了五頁書，明天就接著背。

除了背書，從第二個學期起，我就開始學寫毛筆字。那時有一種叫“紅摹”的紙，上面是紅色的字，我們就在上面描，把它描黑。這是初學，以后慢慢就不用再摹帖，而是在一種元書紙上自己寫。元書紙是一種手工造的紙，這種紙不貴，適合小孩子練毛筆字。

自從學習寫字后，我們的學習任務除了在老師面前背書，就是寫毛筆字。不像現在的孩子，在學校除了學習，還有文娛活動和思想品德教育活動，我們那時除了背書寫字，很少有其他活動。

不過也有例外。記得有個老先生就給我們講過作詩。七八歲的孩子，誰懂得什么是詩啊。先生有次給我們念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后，說“你們也得學作詩”，然后就給我們講對仗，上句下句怎么對。講完后叫我們模仿，并給我們出了個上句叫“一碟豆”，讓我們對下句。我記得我對的是“兩根蔥”，“一”對“二”，“豆”對“蔥”，現在想來真的很好笑。作詩的事，先生想到哪兒講到哪兒，講講就完了，也沒有教材。類似這種背書寫字之外的活動，很少很少。

后來我們開始讀《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類。《詩經》里三百多首詩是否全部讀完不記得了，但應該大部分是背過的。我們讀《詩經》，先生也從不講，只是一律從頭往后背。就這樣，我一直念到九歲。

大概三年時間，除了讀“四書”和《詩經》，還讀了許多唐詩，再就是讀了《古文觀止》。唐宋幾大家的文章，如《吊古戰場文》《蘭亭集序》等我都記得，后來我學習作文時還模仿過《蘭亭集序》里的句式。翻來覆去就這幾本書，除了這些，三年中沒學別的，數理化都沒學過。

我三叔有點文化，當年他跟我們一樣，也背過很多書。因為我家開著買賣，我三叔就整天在商店坐著。我讀書時每天中午都上商店去吃午飯(前面說過，我家住農村)，這期間他經常考我，當著好多人的面讓我背書。于是我就當著商店店員的面，哇啦哇啦背起來。我覺得三叔一方面是想看看我的學習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在大家面前顯擺一下兒。

06 上了好玩兒的西式學堂

讀的書也有幾本了，基礎文化這一關就算過了。三年后，三叔覺得這樣只讀私塾不行，還得上西式學堂，所以他提出把我送到開灤小學讀書。當時我都九歲了，要不是我三叔，可能我還在讀私塾，后來的人生就很難說了。

因為我有文化底子了，不用識字了，我三叔又跟校長熟，所以我得以插到二年級。但就算這樣，跟其他同學比我上學也晚了，都九歲了。插班后我在文化課方面，可能比其他同學古文功底好，但數學等我沒學過。

剛到開灤小學時我特興奮，學校比我們的私塾人多，有很多本村或者附近的小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玩兒。特別是有個姓張的同學，我們很要好。那時上課前還有自習，自習時老師不在，我就和那個姓張的伙伴打打鬧鬧，嘰嘰喳喳。

有一次剛上課，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一邊看著張紙條，一邊叫我的名字，并命我“過來”，我于是走過去。又叫我“伸手”，我于是伸手。待我手一伸出，他二話不說，拿起戒尺便打我手心板，一共打了三下兒。

怎么回事？為什么打我呀？我不明就里。后來有同學告訴我，原來是我自習的時候跟人打鬧，被班長悄悄寫條兒告訴老師了。沒想到剛來地皮還沒踩熟，就先挨了三板子。當然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挨過老師的打。

插班后我學習很順利，因為有幾年私塾的底子，學習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老師沒批評過我也沒表揚過我，就這樣稀里糊涂到了高小畢業。

小學畢業后考入初中，因為我之前讀的開灤煤礦辦的子弟小學，后來就到離家三十多里地的開灤中學上學。開灤中學有男校，也有女校，中間只隔一條磚路。我在那兒念了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07 一只手表的失而復得

中學時有件事，我現在還記得。大概初中二年級，我十五歲，一個禮拜天，早晨起來，發現手表不見了。那時表還很珍貴，我一個中學生當然買不起，是三叔送的。每天晚上睡覺時，我會把手表擱在枕頭底下，早晨起來再戴上。那天起床時，表沒了。這一宿我哪兒也沒去過，所以不可能掉外面，床上床下翻天覆地地找，都沒有。

我很快就想到一個人，覺得可能是他。至于他叫什么，現在我名字都忘了。這個人呢，我知道他有偷盜的習慣。其他人我沒懷疑，我就懷疑他。

那時我們住的大集體宿舍，十幾個人住一間大房子。一進門，靠右手側就是我的床。要是出門時，手從我那兒一抽，偷東西很方便的。拿上表后，門一帶，人就出去了。我猜手表失竊，大概就因為我這床的位置太順手了。想到這兒，我趕快起床，然后一溜煙兒跑出學校大門。往左一拐，大概也就是幾百米遠，很近，就看到一截鐵路和一個規模很小的火車站。這兒有個當時已廢棄的煤礦，過去的煤礦工人上下班，都到這個小火車站坐火車。后來煤礦停了，但這條鐵路的小火車還繼續開，老百姓都可以到那兒去坐車。

我想到很可能是這個同學拿了，于是趕緊追。追至那個小站，他正好在那兒等車，車還沒到。我必須想辦法把他叫回學校，于是沖他喊:“別走了，老師叫你有事兒。”我那是編了個借口。看我一路找來，他大概能猜到為什么事兒，心里有鬼，當時他那面部表情特別尷尬。因說是老師叫他，所以他不敢說不回。我又催了一句:“老師叫你呢，你趕快回去。”

回到學校后，我就沒讓他走，把他叫到傳達室。然后我直接跟他攤牌了，問他拿我表沒有。他不承認，我說:“你沒拿？那你把衣服給我看看。”他便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但并不給我，只是用手攥住衣服底下一個角，在那兒使勁抖。我想那里不是有個口袋嗎，你攥住那個角，當然看不出來了。我說:“你把衣服給我。”他沒辦法，只好把衣服遞給我。我伸手一掏，我的表真在他口袋里。他剛才緊緊攥著的，就是我的表。于是，我就說了他幾句，類似“你怎么能干這個事”之類。但我沒想跟學校報告，心想拿回來就算了，都是同班同學，而且他家住得離我家也就十來里地，也不遠，大家都挺熟悉的。

沒想到，沒過多少天，學校貼大布告出來，宣布他被開除，因為盜竊。哎呀，我心里有點不忍了。但是學校布告都貼出來了，也改不了啊。再說我也沒辦法給他改，他確實盜竊了。可這事兒，不是我報告的。所以我過了好多天還反復想:這學校是怎么知道的啊?后來我終于想到，可能是傳達室那個工人，一個老頭，肯定是他報告的。因為我上傳達室翻他衣服的時候，那人就在旁邊坐著呢。

08 與工程師夢失之交臂

高中我們是分兩個班，一個是高商班，一個是普通班。我選了高商班，因為我家開著買賣，所以打算學點商業知識，沒準兒將來能幫幫家里。記得先后學了會計原理、統計原理等課程。其他的物理、化學等普通高中要學的課程，高商班也一樣要學。

但是念了三年高商班，我并沒有回家做買賣，還是考大學了。

這時我最想學工。為什么想學工？因為那時我的理想是到開灤煤礦當個工程師，類似開灤煤礦的“員司”之類。“員司”是開灤煤礦的高級職員，我有個姓徐的同學，他爸就是“員司”，我經常上他家玩兒。他家住得很好，獨門獨院，有自家游泳池，我特別羨慕。夢想以后也能當一名“員司”，住上這樣的好房子。其實那樣的房子，現在看來可能很一般，但在當時真是很好的了。這些房子后來都在地震中毀掉了。

所以，我很想考北大工學院，但數學考砸了，幾道題只有一道答得還可以，有的根本都沒做。工學院數學要求肯定高，像我這樣都拿不到及格分，所以考完數學后，其他的科目我都沒有考就回家了。

09 懵懂中走上學習法律的路

我那時住在北京的叔叔家。一天，我與一起赴京趕考的同學去逛街。兩人在櫥窗里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啟事，是位于老朝陽大學校址、新中國剛剛成立的中國政法大學在招生，報名手續很簡單。于是，我和同學立即相約參考，考試內容也不算太難。

我那時雖已高中畢業，但還不了解什么是法律，也從未想過學習法律。我就那么隨便一考，考完就回到唐山的家里，既不了解怎么發榜，也沒關注哪天發榜，一心還夢想著明年再考北大。倒是我三叔，有一天從報上看到政法大學的發榜名單中有我的名字，并且發現報到時間還有幾天就截止了。我家住農村，三叔平時待在鎮上商店。那時農村也沒有報紙，我三叔便拿著報紙跑到我家來找我。“你被朝陽大學錄取了，你去不去？要去就趕快去。”

這時離公布的報到時限只有兩三天，我立即買了火車票，收拾行李，第二天就起程到了北京海運倉(原朝陽大學舊址)。

中國政法大學第一任校長是謝覺哉，學員分為三部：一部主要是來自解放區的革命干部，二部主要是比較知名的社會人士、大學教授等，三部主要是青年學生。我是三部的本科生，本科讀四年。開學典禮十分隆重，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都出席了典禮，劉少奇還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我們都很受感動。

學校剛剛創辦，除了接收朝陽大學的校址、圖書館、教學設備外，一切教學計劃、方案等都不可能短時間內制定出來。沒有教材，沒有書，入學后，我們也不知道四年中要學習什么課程。剛開始，并不學習法律，主要是學習社會發展史，聽一些報告，進行小組討論。因此，學習相當輕松，生活也比較愉快。

1949年10月入學，上了不到半年時間，1950年2月，中國政法大學就宣布撤銷，與華北大學合并而成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原三部的學生全部來到人大，一部、二部的學員也進行了分配，中國政法大學也就不存在了。

1950年3月，我和我的同學們來到人大，地址就是現在的張自忠路，當時叫鐵獅子胡同1號。開學后，我成為人大法律系第一屆學生。但這時也沒開正式的法律專業課程，主要是學習蘇聯共產黨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等。

如果不是與同學相約上街，如果上街時未注意到那則招生啟事，如果不是三叔碰巧看到報紙上的名字——任何一個如果，都有可能讓我錯過法律這條路。

10 從學生、教員到副教授

王作富，攝于195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任教期間

上人大沒過多久，1950年9月，我就被抽編到研究生班刑法組參加學習了。同班的是一些革命干部，以及來自老朝陽大學及其他大學的學生，其中就包括馬克昌教授。但當時我們沒有拿本科畢業證書，后來有人去要，也給了。我就沒有去要，我想我都當老師了，要那個還有什么用呢?

在研究生班學到1952年的2月，寒假開學后，我就到刑法教研室當教員了。從人事處給我發的工作證看，我的工作時間是從1950年9月上研究生班算起的。1956年，我當了講師，我現在也還記得當講師以后補發工資的事。原來我的月工資三十多元，當講師后給我補發了一百多元錢，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

工資調整大概是從1955年開始的。1952年起，是按小米計算工資的，評上講師后就不按小米計算了，而是把按小米計算的薪資折合成人民幣。怎么算的不知道，反正給了我一大筆錢。系里有位姓劉的老師還曾對我說:“這次工資改革，你的工資調整幅度最大。”

1980年，我被評上了副教授。

11 一生平淡如水

我這個人寫不了回憶錄。有的人一生顛沛流離，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有很多生動驚險的故事，回憶錄讀來饒有興趣。我這一生平平淡淡，沒吃過什么苦頭，沒有大起大落，沒什么可寫的。我沒犯過什么錯誤，也沒什么特殊突出的表現。跟大家普遍關系不錯，朋友也有一些，但都是一般性的交往，沒有特別親密的，尤其是親密得不得了的，沒有。但我也沒得罪過什么人，從我有記憶的六七歲到現在，從沒跟人吵過架。說起來也很可笑，我平生唯一一次吵架的經歷，竟然發生在前兩年我做的一個夢里。我夢見自己跟人大吵，具體事由忘了，好像是看見有人被欺負，我上前打抱不平。對我來說，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事情，沒什么讓我感到特別興奮，也沒覺得什么是特別有趣的。

我這種性格，可能與我的家庭環境，以及家里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有關。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我從小沒享受過像現在的孩子跟父母之間的那種親情。我們家父母和子女之間，幾乎沒有任何親密的舉動，交流也很少。母親跟我說得最多的就是“吃飯了”。她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從不到鎮上去，就在家待著。父親成天待在商店里，見不到人，晚上回來吃飯，也是他一個人吃，不跟我們一起。我父母從沒給我買過什么玩具，閑了逗逗親親什么的，我小時候都沒感受過。父母也沒帶我去什么地方玩兒過。那時農村也沒什么玩兒的，也沒有街道，無處可去，無處可玩兒。所以，我從不記得母親帶我去逛過街，或者到哪兒走一走，更別說父親了。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歡送外來學習人員畢業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一為王作富，時年24歲

小學時，我就跟村里的孩子玩兒。上中學時，學校離家幾十里地，每個月我坐火車回一次家，每次回家待一晚上就走。父親也不問我學習啊生活啊什么的，吃飯就吃飯，衣服該做就做一身兒。晚上回家，我一般是吃完飯就睡覺。沒有跟父母的聊天，也很少跟兄弟交流。這些對我的影響，可能就形成了我沉默寡言的性格，不擅交際，不知怎么聊天兒。比如每次到教研室去，謝望原啊韓玉勝啊馮軍啊，他們幾個都是說說笑笑，很熱鬧，我就插不上嘴，不知道說什么。

12 1972—1978在北大

回到北京后，學習了兩個月，主要學習時事、文件，然后，大概1972年3月，就到北大法律系工作了。人大法律系教師整體去的，只有極少數老師到別的學校了，高銘暄老師就被分到北醫的醫學史教研室了。

王作富瞻仰毛主席革命紀念館——清水塘留念（1971年）

到北大也是在刑法教研室。第一課是給我們安排的講座，讓我講犯罪構成。犯罪構成是刑法學的基本理論，1959年被當做修正主義予以批判，現在該怎么看，大家都比較關心這個問題，所以去了不久，我就被要求作這樣一次講座，到場的是全系老師和學生。在講座中，我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即犯罪構成理論是刑法學非常基礎的理論，不能推翻。

人民大學1972年沒招生，1973年則正式停辦。我一直在北大待到1978年人大復校。人大復校后，我們都回到了人大。

13 教材編寫與巡回講課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1979年國家公布刑法典，所以我真正搞刑法研究是從1979年開始的。

回顧我的學術歷程，1956年與高銘暄老師我們幾個合寫的那本《中國刑法總則講義》，那算是開始。正式公開出版著作，則以《刑法各論》為先。該書是全國第一本比較系統地研究刑法分則的著作，整本兒書從頭到尾所有章節我一人統改，個別章節改動較大，改的時候我也沒征求作者意見，改完就直接交出版社了。因為此書很系統，又是全國第一本，所以影響很大，后來又出了修訂版，再后來又出了精裝版。以后我們教研室還出了一本《刑法總論》，但影響不及《刑法各論》。再以后，教研室就再沒出過這樣的書。

1980年代王作富在遼寧丹東講課留影

記得1982年的《刑法各論》教材寫作組稿時，對同事交來的一篇篇稿件，如需要修改的，我都親自動手改。所有文章基本上是我一個人看，一個人改。后來著作出版時，編輯要把我署成主編，我堅決不同意，說“這是集體著作，寫我主編的話，太突出我個人了”，最后該書署名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編著。后來，1985年，這本書分別獲得學校和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材獎和優秀科研成果著作獎。

1982年我參加高銘喧老師主編的《刑法學》的編寫：副主編為馬克昌、高格。我寫的是分則，印象中寫了侵犯人身權利罪，可能還有財產罪。這以后，直到研究生教材《刑法專論》，也是高老師負責總則，我負責分則部分。1979年《刑法》公布后，校內講課，我是講分則部分。中央電大請我們講課，我們的分工也是高老師講總則，我講分則。后來，高老師將他的講稿整理出版，書名為《刑法總則要義》。我為與他配合，出版時就叫《刑法分則要義》。

1988年6月3日王作富拉薩留影

1979年《刑法》公布后，我曾到過全國很多地方講課，主要闡述對新刑法典的理解與應用，對新刑法的宣傳算是做了些工作。當時去過的地方，南到海南島，東到哈爾濱、沈陽、鞍山，西到拉薩，北到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包括湖南、河北、安徽等。都是我講分則，高老師講總則。記得有一次在海南，我們是從海口開始，走一段，住下，講一堂課，然后又起程繼續走，走一段又住下，又講一堂課，一直講到“天涯海角”。那次是孫力陪我去的，當時他是我的研究生。

還有一次，是南京市檢察院請我去講課，年頭不記得了，反正是八幾年吧。在南京講完后，又一路北上，到常州、無錫，又從無錫到杭州，然后到上海，最后從上海回到北京。

另一次是與孫國華、楊大文一起去講課，我們三個從云南開始，然后到廣西南寧，后來在南寧旁邊的武鳴縣講，之后到貴州，在貴州講完后到了拉薩。我還是講分則。

那時學校的課程不多，出去十天、八天，一般沒問題。本科生我也講過，因為學校要求每個教授都要給本科生講課。我通常是在其他老師的課里分一個專題來講。除了刑法專業，其他專業的研究生，我也上過課。

14 學術研究努力不夠

我科研也搞了一些，但和后來的陳興良等中青年學者比，科研成果很有限。我相當于是高中畢業就當大學教師，不懂怎么寫文章，寫篇文章非常吃力。

由于專業荒廢的時間太長，加上我自己高中畢業后從未經歷過系統的法學學習，那時又趕上沒什么書可讀，所以我的法學理論基礎知識不夠扎實，可以說是“先天不足”。現在被認為是“教授”“資深教授”，實在是稱不上。

從1952年留校，但我覺得，就算在可以自由工作的時間里，自己還是努力不夠。雖然也取得了一點成果，但與其他年輕人比起來，同樣的十年，那些年輕人的成果就比我多。所以，我給自己的學術生涯總結的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努力不夠”。由于努力不夠，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就。

盡管從時間上說起來是從教六十年，但沒有陳興良啊張明楷啊他們那么豐厚的成果，自己想起來都后悔。陳興良是我的學生，他寫了那么多本書，我看都看不完，別說寫了。為什么？就因為他刻苦。

15 對學生要求較嚴

談到培養學生，現在看來，我學生中成名成功的不少，擔任領導職務的也很多，其中職位最高的是張軍、張曉明，名教授有陳興良等，但他們的成才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我對研究生，一般地說，入學后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要他們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要立一個學習目標，然后朝著這個目標努力。我特別推薦大家的努力目標就是陳興良。陳興良在碩士階段就寫出《刑法哲學》一書，五六十萬字。他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因為其刻苦。

師生情（ 右起周振想、姜偉、 高銘暄、 王作富、 趙秉志、 陳興良）

他碩士畢業調入教研室，住在紅三樓的一個小房子里，十來平方米。就那么小的面積，三口人居住，一張雙人床就占了屋子一半。沒有辦公桌，就買個小圓桌，只有幾十公分那么寬，添兩個小馬扎就坐著吃飯，吃完飯就蹲坐在小圓桌前寫東西，就這樣，一部《刑法哲學》出來了。他不怕吃苦，且博覽群書。上大學時就喜歡哲學，看了很多古典著作，這給他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陳興良是青年一代的榜樣，值得很多人學習。

我對別人要求嚴，但相比之下，實事求是地講，我自己做得很不夠。究其原因，還是那句話，我屬于“先天不足”，沒有系統學習過法律，高中畢業就走上講臺，后來也沒很好地補上這一課，只是忙著應付眼前的工作。如果我像陳興良那么刻苦學習，應該會有更多的成果。現在我老了，回憶起這段，很后悔，“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16 學術：理論為實踐服務

我的學術思想，就是強調理論要為實踐服務。我自己關心的，就是自己的研究對司法實踐有什么價值，有什么好處。因為我當老師后，與司法戰線干部接觸很多，從他們那里聽到，以及從報章雜志上看到，感覺司法實踐中問題很多。聽得多了，我就思考，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問題。比如如何來避免錯判，就是刑法學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刑法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刑法學研究如不針對實踐中的問題，不解決司法難題，那么這種研究價值何在呢?

我曾在一本書的序里講，我重視研究實踐問題，不等于我就否定刑法哲學等抽象問題的研究。刑法學研究需要一定的哲學精神指導，所以抽象思維也是很必要的。但抽象思維還是需要考慮對司法實踐有什么意義，否則就是高深到天空、云層里去了，接不到地氣，也沒用。所以，我不贊成也不欣賞那種看似深奧、云里霧里甚至不知所云的東西，不知其對實踐有何用處。我不感興趣，也不看這些東西。

王作富在煙臺檢察院機關輔導員培訓班上講授刑法

刑法哲學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我的個人愛好不在這方面。我自己更樂于對接觸到的司法實踐問題進行思考，琢磨其解決之道，所以我的研究重點是圍繞刑法分則的，講課也是圍繞刑法分則。為什么呢？因為我常看報紙，我訂了《檢察日報》《人民法院報》等好幾份報紙，還有些法學刊物是雜志社主動給我郵寄的，對上面刊載的判好判錯的案件我都比較關心。我發現，好些錯抓錯判的案子，要么是混淆了罪與非罪，要么是沒有分清此罪與彼罪，這些只有通過個罪研究才能解決。

我還曾多年擔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一些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的專家咨詢委員，經常去開會，討論一些疑難案件，就這兩年少些了。因為這些活動，常了解到一些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難題，其中很多涉及個案認定，都是我們刑法分則需要研究的問題。久而久之，腦子里就裝了很多案例，待到講課時再把他們拿出來分析。我曾在國家檢察官學院講課的好多期培訓班，聽課對象都是些司法一線的領導干部。每次我講課，滿意度都比較高，據說主要是認為我講課理論聯系實際，比較“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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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金夢洋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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