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yè)世界里,最大的諷刺,往往發(fā)生在最輝煌的時刻。
就在前不久,一則數據讓不少關注全球產業(yè)鏈的人頗為意外。根據全球知名的科技市場獨立分析機構科納仕(Canalys)的最新報告,印度已經悄然取代中國,成為向美國出口智能手機的第一大國。
數據顯示,2025年第二季度,在美國進口的智能手機中,有44%來自印度,而中國大陸的份額則縮水至25%。而在2024年同期,這個對比還是懸殊的13%對61%。
表面上看,這是蘋果掌門人庫克“中國+1”戰(zhàn)略的巨大勝利。
為了規(guī)避地緣政治風險,為了回應華盛頓對于制造業(yè)回流的施壓,蘋果在過去幾年里不僅是在“搬家”,簡直是在進行一場不計成本的急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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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庫克或許正準備為這“供應鏈大遷徙”的階段性勝利舉杯時,新德里那頭卻給他遞來了一杯味道復雜的苦酒。
就在蘋果深度綁定印度制造的同時,印度反壟斷監(jiān)管機構,印度競爭委員會(CCI),正在醞釀一場針對跨國科技巨頭的法律風暴。
雙方爭議的核心,在于一項新的罰款計算規(guī)則。以往,跨國公司如果在某個國家違規(guī),罰款通常基于其在該國的營業(yè)額。
這很合理。你在哪兒賺的錢出了問題,就按哪兒的體量罰。
但印度現在說:不。我不管你蘋果在哪出了問題,你都得按我這兒的規(guī)矩來,都得給我交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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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社報道,印度監(jiān)管機構在近日出示的法庭文件中明確表示,對于像蘋果這樣的全球數字巨頭,如果只按印度本土的營收來罰款,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因為那點錢對蘋果來說僅僅是“九牛一毛”,甚至會被直接計入經營成本而被忽略。
因此,為了確立印度法律的威嚴,印度競爭委員會要求,蘋果公司必須按其企業(yè)名下的全球總營業(yè)額來計算罰款。
這意味著什么?
對于蘋果而言,這不僅是計算方式的改變,而是百倍、千倍的風險敞口。
蘋果在一份訴訟文件中極其焦慮地指出,如果按照印度競爭委員會醞釀得這個新規(guī),針對目前蘋果應用商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指控,蘋果最高可能面臨高達38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700多億元,的天價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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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億美元,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它足以抹去絕大多數世界500強企業(yè)辛苦幾年攢下來的利潤。
即便是對蘋果這樣盈利能力超強,且現金流充裕的超級企業(yè)來說,這樣一筆罰款一旦攤到頭上,對蘋果來說也足以傷筋動骨。
現在,蘋果正陷入一個極其尷尬的負循環(huán)。
一方面,來自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如芒在背。不論是前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那句“這是硅谷最長的肥皂劇”的嘲諷,還是特朗普關于關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都在逼迫蘋果加速逃離昔日的中國舒適區(qū)。
庫克不得不向華盛頓證明,我們已經在很努力地遷出中國了,現如今,大多數賣往美國的iPhone,都是“印度制造”的。
而另一方面,為了實現這個主要服務于政治正確的產業(yè)鏈轉移,蘋果不得不一頭扎進印度錯綜復雜的法律與官僚網絡中。
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印度急需制造業(yè)升級,因此會像當年的中國一樣,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或極其寬松的營商環(huán)境。
但現實是,印度市場有著極其鮮明的“主權意識”,和獨特的監(jiān)管邏輯。
把話說得更直白一點,印度放蘋果進來,就是既想要蘋果的工廠和就業(yè)崗位,但同時也絕不放棄對蘋果全球利潤的覬覦。
印度監(jiān)管機構為此給出的邏輯非常自洽。既然你們蘋果是跨國壟斷巨頭,在印度市場擁有無可比擬的支配地位,那么用全球營收作為罰款基數,就是為了防止你們把違規(guī)成本“內部消化”。
這不僅是針對蘋果的,谷歌、亞馬遜等美國科技巨頭,也都在印度政府的勒索黑名單上。
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美國政府近些年大力倡導的所謂的“供應鏈去風險”戰(zhàn)略,是否正在給美國的企業(yè)制造新的、更大的風險呢?
過去幾十年,蘋果在中國建立的不僅僅是工廠,更是一個高效、穩(wěn)定且法律環(huán)境相對可預期的供應鏈生態(tài)。
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雖然近年來這種布局帶來了不確定性,但純粹從商業(yè)邏輯和法治環(huán)境的穩(wěn)定性來看,至少中國還沒有出現過像印度這種“基于全球營收罰款”的突然襲擊。
現在的蘋果,就像一條失去舵手的船,剛逃離了一個它認為有“天氣風險”的港口,卻一頭撞進了另一個遍布暗礁的陌生海域。
在印度,它不僅要解決良品率、基礎設施等硬件問題,更要面對這種難以預測的“監(jiān)管通脹”。
讓高達44%的美國iPhone供應依賴印度,蘋果實際上已經把巨大的籌碼壓在了這片南亞次大陸上。
但恰恰是這種依賴關系,反而給了新德里更多的拿捏蘋果的底氣。
以前是“你不來我就沒有就業(yè)”,現在是“你已經離不開我,那我們就按我的規(guī)矩來談談”。
那張38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或許只是一個極端假設,雙方大概率會通過漫長的法律拉鋸達成某種妥協(xié)。
但這件事情的象征意義是巨大的,它標志著全球化大撤退背景下,跨國企業(yè)“左右逢源”時代的終結。
庫克曾是全球化最完美的操盤手,他利用各國的比較優(yōu)勢構建了龐大的商業(yè)帝國。
但現在,他發(fā)現自己正處在一個兩難境地:留在舊地,有地緣政治的雷;遷往新土,有監(jiān)管收割的坑。
對于蘋果來說,這不僅是一場關于罰款的官司,也是一次關于“下個十年在哪里安家”的靈魂拷問。
一旦供應鏈的安全感需要用極其高昂的合規(guī)成本來交換,那么這場產業(yè)大遷徙的最終賬單,恐怕會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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