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賀龍在彌留之際干了一事，欣慰道：我又見了一次毛主席

1955年9月27日的授銜大會，天安門城樓下人聲鼎沸。頒授完元帥軍銜后，賀龍并沒有立即退場，而是悄悄繞到主席臺側面，仔細盯著毛主席步下臺階的每一級石階。那一刻，警衛悄聲問他：“首長，您怎么還不走？”賀龍擺擺手：“臺階不平，我得看著點。”這一細節縱使旁人難以察覺，卻預示著他此后一貫的用心——所有心思皆系在“保衛毛主席”四個字上。

順時針往回撥，僅僅八年前的1947年，延安窯洞里，賀龍默默將自己的坐騎牽到毛主席面前，拍著馬鬃笑說：“您老人家多坐它，路遠好使。”毛主席摸著馬頸，轉身吩咐參謀把馬送回前線，“賀老總急用。”兩人之間不必寒暄，情義早已落在細節里。

進入五十年代，國家百廢待興。1952年秋，體育事業尚是一張白紙。賀龍接到任命電報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同意您掛帥體育。”他沒再問流程，只回復一句：“馬上報到。”當時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寫過《體育之研究》，這行當要干，就得把那篇文章翻出來，大張旗鼓讓人學。”于是體委的第一份內部教材不是規章制度，而是那篇舊文的油印本。

時間跳到1959年9月第一屆全運會開幕前夜。北京工體看臺高聳，七十來級臺階直抵主席席。賀龍拄著拐棍從頂端挪到低處，又從低處挪回頂端，來回四趟。醫生小聲勸他休息，他咧嘴道：“我不是來參加比賽，是給主席探路。”開幕式當天，他綁著紗布的左腿還是一步不離地跟在毛主席右側。看臺上掌聲雷動，他小心扶著欄桿，額頭見汗卻始終笑意滿面。

轉眼到1964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例會正逢毛主席71歲生日。賀龍當時高燒39度，家人勸他在床上休息。他搖頭，穿上軍大衣就往人民大會堂走。路上司機提醒：“賀帥，身體要緊。”他抬手示意減速：“慢點開，晃不得，我得把這把老骨頭穩穩當當帶到主席身邊。”會場里他一句祝壽的話沒說，只是安靜坐在靠后位置，眼神始終追隨主席的舉手投足。

然而，命運的齒輪并未因忠誠而生憐憫。1966年后，風云驟變，賀龍被隔離審查。最初的日子，他被限制閱讀文件，唯獨保留了一本袖珍版《毛主席語錄》。看完一遍，他就用鉛筆工工整整抄寫，再看一遍，再抄一遍。警衛記得，深夜里他常伏在臺燈下，嘴里哼著《東方紅》，燈光把他高大的身影投在墻上，顯得格外單薄。

1969年6月初，他已臥床不起。房間里擺著幾疊他親手謄寫的語錄，字跡因顫抖而歪斜，卻沒有一筆潦草。一天清晨，他費力地把妻子薛明喚到床前，指著桌上的紙頁，說話斷斷續續：“這些……留給孩子……算是家里傳家寶。”停頓片刻，他又補了一句，“等我走了，把骨灰送到高處，我要看著主席。”說完，他自嘲地笑了笑，目光卻溫和。

6月8日深夜，他讓警衛把床頭那張延安舊照舉高些。照片里，他和毛主席站在窯洞前交談，毛主席褲膝隱約能看見補丁。賀龍盯著那處補丁足足看了五分鐘，低聲說：“還是那個味道。”隨后，他捏起短到只剩一寸的鉛筆頭，緩緩寫下“為人民服務”五個字，氣若游絲地對薛明說：“我又見了一次毛主席。”

次日凌晨3時26分，賀龍停止呼吸，終年73歲。十萬字抄錄就放在枕邊，沒有翻頁的痕跡——因為前一夜他已經全部默背完了。

六年后的1975年6月9日，賀龍去世整整六周年。周總理帶著賀捷生的信來到毛主席書房，請示骨灰安葬事宜。毛主席看完信，沉默良久，提筆寫下批示：“照總理意見辦理。”當天，中央決定以相當于副國級規格舉行安葬儀式，周總理帶病出席，全程站立致悼詞。儀式之后，毛主席叮囑工作人員：“要照顧好賀龍家屬。”

賀龍對毛主席的感情從未用豪言壯語表達，只藏在鋪臺階、送坐騎、抄語錄這些小事里。1969年的那支半寸鉛筆，見證了一位老戰士與領袖之間最質樸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