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秋,渣滓洞的夜風透骨,監舍里卻因為一個人顯得異常嘈雜。值夜號子兵嚷嚷著:“那個瘋老頭又繞樹跑啦!”這句牢騷,恰恰點燃了后人追溯真相的興趣——那位“瘋老頭”,正是《紅巖》中華子良的重要原型之一朱念群。
時間若倒回十余年,1935年,南京中央大學的校園里,朱伯屏以優等生成績結束了最后一門考試。他本可在行政院找到一份體面的差事,但書聲瑯瑯的講堂外,抗日浪潮已經洶涌。幾次秘密座談之后,他悄悄把名字交到了黨組織手里。有人勸他:“留在南京,你前程無憂。”他只是笑笑,沒有回答。
兩年后,武漢失守。朱伯屏奔赴延安,改名朱念群。延河水邊的窯洞并不寬敞,卻讓他第一次感到呼吸順暢。組織上很快分派新任務:潛回國民黨統治區,搜集“藍衣社”動向。戴著眼鏡,西裝筆挺,再配一口略帶書卷氣的官話,他成了藍衣社眼里的“可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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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從來不是什么傳奇小說。更多時候,是在檔案室里翻灰塵,是在茶樓里熬冷板凳。情報一條條匯出,可危險也在聚攏。1943年春,叛徒供出他的延安經歷。軍統特務沖進租界咖啡館,把那本還來不及合上的英文雜志摔到地上。朱念群被戴上手銬,轉押重慶。
關進白公館后,他決定模仿牢里另一位同志韓子棟——裝瘋。每日清晨,他圍著那棵石榴樹跌跌撞撞地跑圈,口中念念有詞。看守起初緊盯,后來也困倦,嘲笑他是“活鬧鬼”。然而狡猾的看守長楊進興并未上當。
楊進興此人,冷酷到了骨子里。1917年生于浙江宜平,1940年被戴笠收為便衣衛士。短短幾年,他靠酷刑和尸首堆出了軍統升遷的臺階。1946年戴笠墜機,他被調往重慶渣滓洞。表面是降職,實則給了他一塊任意施暴的地盤。
白公館里流傳一句話:“撬不開嘴就撬開骨頭。”說的正是楊進興。他把日式酷刑、電擊椅、釘子板隨意組合,每一次押解都會讓囚犯心驚膽裂。1946年8月,他槍殺中共川西地下黨領導人羅世文、車耀先后,手下抬出汽油桶,火光染紅夜空。
轉到1947年9月13日,晨霧濃重,看守值日簿上只有一句備注——“處置朱念群”。這天早飯前,朱被拖進刑訊室。電流調至最大,指針顫抖。他竟還殘存呼吸。楊進興怒罵:“破機器沒我鎬子好使。”說罷,抄起工兵鎬,一擊,鮮血四濺。朱念群犧牲時不過三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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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案表面平靜。但軍統并未料到,解放軍已于1949年11月逼近重慶。11月27日深夜,白公館與渣滓洞大批難友被緊急槍決,仍有多人越獄成功。韓子棟便在此夜逃出生天,后來參加西南軍區工作直至1955年離休。
重慶解放后,四川軍政委員會牽頭追查白公館屠殺責任人。楊進興早已潛入川北,化名“楊大發”。他白天教人識字,夜里噩夢連連。土改時,他拼命表忠心,常嚷:“地主該殺。”可每次酒后,他又吼出一句:“老子殺起人來才痛快。”
1957年冬,南充縣公安局接到舉報:“互助組長楊大發,手背上有舊烙印,與通緝犯楊進興吻合。”公安干警把他從稻草垛里揪出。訊問時,他狡辯:“認錯人嘍。”審訊員一句冷聲打斷:“羅世文、車耀先的血債,你說認錯就能抵?”楊進興愣住,不再開口。
1958年5月16日,南充刑場清晨薄霧未散,一聲槍響。此后川北各縣發布公告,列出他所涉案二十七起,死者兩百余人,其中包含楊虎城全家。史料顯示,1949年9月6日,西安事變十周年前夕,楊虎城被秘密押往重慶。楊進興接令“凈場”,先殺時年11歲的楊拯中,再持匕首刺楊虎城胸口。隨行人員無一幸免,小蘿卜頭不過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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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長久以來,關于這段慘劇的細節曾被外界質疑不實。1980年代,四川公安廳移交的一批軍統檔案與口供逐一核對,最終坐實事實:楊進興確曾親手下刀,時間、地點與多名幸存者筆記相符。
英雄未必都有隆重的告別式。朱念群倒下時,沒有戰友在側,只剩那棵石榴樹默默佇立。1983年10月,四川省委追認其為革命烈士。檔案里附著一句簡單評語:“信念堅定,英勇不屈。”
如果把《紅巖》翻到第十三章,讀者或許會被華子良那句“要裝就裝到底”逗笑,但真實歷史提醒:每一次“裝瘋”都懸著腦袋。韓子棟幸運逃生,朱念群未能等到黎明。
渣滓洞的墻早已拆除,青石仍在。參觀者靠近時,會發現石縫里卡著舊鐵絲——那是當年囚犯試圖撬開的網。有人低聲感嘆:“他們走不出去,就讓故事走出去。”華子良的形象因此立住,背后兩位原型的人生,也在檔案、證詞與烈士名錄里繼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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