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針青霉素就能解決的梅毒，為什么不能被徹底消滅？

近年來，日本梅毒病例持續攀升。2026年1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日本正處在近數十年來梅毒流行的高位區間。梅毒作為一種治療并不困難，甚至“一針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疾病，為什么傳播呈愈演愈烈之勢，而且成為醫療發達國家的一種“治不好的頑疾”？答案，并不在于醫學能力。

撰文 | 皮卡龍妙蛙

如果你翻翻梅毒的臨床治療指南，很容易冒出一種錯覺：這么簡單，我也會治。因為它的治療思路確實簡單粗暴：不需要昂貴的新藥，不需要復雜的聯合方案，甚至還保留著一種近乎“古典”的脆弱——對青霉素高度敏感。很多時候，一針長效青霉素就足夠把病原體清得干干凈凈。換句話說，梅毒在醫院里幾乎是個徹頭徹尾的“軟腳蟹”，從藥理學角度看，它似乎是各種性傳播疾病里最“不該成為問題”的那一個。

可偏偏就是這樣一種病，卻在抗生素高度發達的時代一次又一次死灰復燃，甚至成了不少發達國家公共衛生系統的一大痛點，近些年還呈現上升趨勢。梅毒到底有什么本事？為什么會如此難以消滅？

掃描電鏡下的梅毒螺旋體 | 圖源：Wikipedia

很好治的梅毒，卻讓發達的公衛系統屢屢蒙羞

如果把傳染病世界比作一個大型生存游戲副本，很多病原體都屬于那種會不斷升級、反復進化出新技能的Boss。你剛找到一種新藥能克制它，它沒多久就能進化出新機制來耐藥，仿佛隨時在挑戰醫學的能力上限。

可梅毒的病原體——梅毒螺旋體（Treponema pallidum）——在這個生存游戲里更像個給新手練級的“經驗怪”：招式少，防御力低，用最樸素的“平A”招式——長效青霉素，就能給它一招送走。因為青霉素這類β-內酰胺抗生素的核心機制，是干擾細菌細胞壁的合成。很多細菌為了活命，早就練出了各種生存本領來見招拆招，比如改變靶點、分泌β-內酰胺酶、啟動外排泵等等。但梅毒螺旋體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作為，在其他細菌對青霉素廣泛耐藥的時代中，它反而像個老古董一樣，仍然保留著對青霉素的高度敏感。

按理說，這樣的對手應該非常好對付。病原體進入人體，引發癥狀，患者及時就醫，醫生開具藥物，患者及時痊愈，這樣的劇本才是最合情理的。激進一點，給所有人都用點簡單的藥物，興許還能像天花那樣把梅毒徹底消滅。

從“藥能不能殺死它”這個角度，梅毒似乎從來都不是醫學上的難題。

然而，現實中恰恰相反，梅毒在今天仍是臨床和公共衛生領域最棘手的疾病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全球疾病負擔估算顯示，僅在2020年，全球15–49歲人群就新增約710萬例梅毒感染。如果意識不到這個數字有多龐大，可以對比著看——同一時間段艾滋病新增感染數只有150萬。此外，梅毒通過母嬰傳播的危害也不容忽視。WHO對2016年的模型估算提示，先天梅毒相關妊娠結局可達約66.1萬例不良事件，其中包含約20萬例死胎/新生兒死亡。

世界范圍內一些常見傳染病（15-49歲人群）2020年新發數量 | 圖源：WHO

如果感覺這些數字只會讓醫學不發達的國家頭疼，那可錯了，發達國家的數據同樣不好看。

美國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發布的《2022年性傳播疾病監測情況》（STD Surveillance 2022）顯示：2022年全美梅毒總報告數約20.7萬例，其中一期/二期（最具傳染性的階段）約5.9萬例；更扎眼的是，先天梅毒報告約3761例，而且近幾年仍在持續上升。這意味著在一個產檢體系相對成熟的國家里，仍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出生時就被卷進這場本可避免的感染。

把鏡頭轉向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疾病監測數據同樣令人感到不安：2022年日本報告約1.3萬例梅毒病例，為1999年啟用現行調查方法以來首次破萬；2023年超過1.5萬例，創下新高；2024年與2025年均超過1.3萬例，至今仍在高位徘徊。

如果說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地區傳染病容易失控，這些來自醫學發達國家的數字，一記更難以逃避的反問擺在面前：為什么這樣一種一針青霉素就能治的病，仍會在現代社會周期性抬頭？

明槍好躲，暗箭難防

這些冰冷的數字共同指向同一個現實：就算是在醫療資源最充足的地方，梅毒也能把公共衛生系統逼到不得不嚴肅應對的程度。

如果說淋病、結核、耐藥金葡菌這類對手屬于進化快、升級快的對手，人類不斷更新“裝備”才能勉強與之抗衡，梅毒雖然是個易擊殺的“新手怪”，但它有自己的“看家本領”——“隱身”。它在暗處，戰線拉得又長又隱蔽，你在“地圖”中很難發現它，我們空有一身“大招”，根本無處釋放。在你以為已經戰斗勝利、慶祝成功的時刻，它就突然現身冷不丁給你致命一擊。

在梅毒感染早期，很多人要么沒有任何癥狀，要么只出現一個不痛不癢的皮膚破損（硬下疳），不容易引起警惕；就算意識到“可能不對勁”，癥狀也往往已經自己消退了。之后即便出現皮疹、發熱、乏力這些表現，又很容易被當作感冒、過敏、疲勞過度，混過去也就混過去了。再往后進入潛伏期，更是安靜得像從未發生過——然而在很多年內，病原體根本就沒有走，一直在身體中醞釀潛伏，等到某個時刻以更嚴重的器官損害重新登場。

所以門診里才會反復出現那種讓人無力的場景：患者來的時候，往往不是為了治“梅毒”，而是為了一些其他看似不嚴重的問題——皮疹、脫發、視力變化、神經癥狀、不明原因的流產史……然后在一串檢查結果里，“梅毒陽性”的提示突然跳出來。那個感覺就像《功夫》電影里的一幕，一個躲在角落看起來不起眼的人，實際孔武有力，舉手問一句：“原來是找我啊？”

《功夫》劇照 圖源：網絡

不同分期的梅毒，以不同的方式“害人”

一句話總結梅毒患者的癥狀：癥狀隱匿，忽隱忽現，最會傳染的時候反而最不顯眼，最顯眼的時候往往已到晚期。感染梅毒后，患者的臨床癥狀發展過程有一條相對固定的時間線，通常分為一期、二期、潛伏期和三期。

一期和二期合稱“早期梅毒”，是最有傳染性的階段。感染后數周可能出現一期表現，典型是硬下疳：局部出現破損或潰瘍，往往不痛，容易被忽視，而且可以自行消退。但“消退”不等于病原體清除，而是暫時被免疫系統抑制，病原體仍在身體里繁殖和游走。隨后進入二期時，病原體已發生全身播散，常見表現是皮疹、黏膜損害、淋巴結腫大，以及發熱、乏力等全身癥狀；雖然癥狀明顯，但是易和感冒、過敏、皮炎等常見病混淆，難以及時引起警惕。所以梅毒在其傳染性最強的時期，常常被忽視。

梅毒的分期和常見癥狀 | 圖源：chandigarhayurvedcentre.com

當早期癥狀消失后，病原體會進入潛伏期，通常沒有任何臨床癥狀，但血清學檢查陽性，而且仍可能具有傳染性。

如果感染長期未被發現、也未接受規范治療，少數患者會進展到三期梅毒。三期梅毒性接觸傳播風險極低（幾乎不通過性接觸傳播），但依然有血液傳播和母嬰傳播的風險，內臟器官的損傷更加嚴重，甚至不可逆，可累及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骨與皮膚等。

完整地觀察梅毒這一臨床時間線，就能大致理解梅毒為何“好治卻難消滅”。最大的難點就在于如何在傳染性高的早期把患者及時識別出來、完成治療并做好隨訪與伴侶管理，避免進一步傳播。

公共衛生系統的覆蓋盲區，正是梅毒的聚集地

既然問題出在“識別得不夠早、不夠全”，一個看起來順理成章的方案就浮現出來：把更多人納入篩查。

我們對疾病的篩查并不陌生，高血壓、糖尿病、宮頸癌、結直腸癌，許多疾病正是因為“早篩、早診、早治”而顯著降低了嚴重后果和公共衛生負擔。

那么，照這個思路，通過更大規模的篩查盡可能多地發現梅毒、及時治療、減少傳染源，是否可行？

從理論上講，篩查確實是控制傳染病的常見工具。盡早發現無癥狀感染者，盡早治療、隔離，減少繼續傳播的機會，比如新冠的防控，就采取了類似的思路。梅毒也具備一些“看起來很適合篩查”的條件：血清學檢測成熟、藥物有效、早期治療可阻斷大多后續損害。事實上，各類醫院體檢套餐，包括部分單位體檢、婚檢等，是常規進行各項感染指標包括梅毒的檢查的。

但真正的問題在于，有效的篩查和治療不是一次簡單去醫院體檢就醫就能完成，而是一條完整的篩查鏈條：高危群體愿不愿意來篩，篩查結果準不準，陽性后能不能立刻治療，治療后能不能隨訪復查，能不能把患者所在的高危的傳播網絡一起納入鏈條進行篩查？如果說我們在新冠防治上有效地執行了這個鏈條，那梅毒的篩查鏈條上，處處都容易出現斷點而導致功虧一簣。

首先，性傳播疾病幾乎天然和道德高度綁定，誰得了病，誰就被貼上“不檢點、放縱、活該”的標簽。這種歸罪式敘事有“勸人自律”的意味，但它也把感染者推向沉默。即便檢測手段已經成熟便捷，仍會有人因為隱私顧慮、被標簽化的恐懼、伴侶關系的壓力而回避篩查，甚至在結果異常時選擇隱瞞或失聯。于是就出現一個公共衛生上棘手的悖論：越需要篩查、越可能處在傳播鏈關鍵位置的人群，反而越難被篩查的鏈條所觸及。

梅毒的傳播更像一張網，而不是一條線。網最先破的地方，往往不是所謂“最壞的人”，而是最難被公共衛生系統看見的人：醫療服務可及性差、缺乏穩定就醫渠道的人；難以開口交代性行為史、擔心被歧視或隱私泄露的人；更依賴匿名社交與短期關系、難以開展伴侶通知的人；以及那些即便想求助也不知道“該去哪里、該怎么說”的人。當一個社會讓某些人群在“好的評價”和“有效的篩查治療”之間只能二選一時，沉默幾乎就是可預期的選擇。沉默的代價，是感染在暗處持續流動——你以為它消失了，其實只是躲起來了。

因此，梅毒的篩查，并不是表面上“誰更不道德”的問題，而是“誰更難被看見”的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醫療技術先進的地區，梅毒仍會周期性回潮，治療能力再強，防控網絡再大，也總有邊緣、有盲區；而這些盲區，恰恰是梅毒最賴以生存、最容易反復點燃傳播鏈的地方。

其次，梅毒的篩查結果并非一個“陽性/陰性”的加減號就能得出確切結論。梅毒血清學檢測需要結合確證與分期來解釋，治愈后，部分指標也可能長期陽性。對普通人來說，這些差異難以理解；對系統來說，這意味著篩查必須配套確證、解釋與規范分期，否則就會出現誤解、焦慮、甚至斷隨訪。

第三，梅毒與很多慢性病篩查不同，并非查出一個人就治療一個人就那么簡單，而是必須處理好這個人的傳播網絡，也就是家人、伴侶等等，而一涉及隱私、信任和復雜的人際和家庭關系，醫學就會顯得蒼白無力，治療總是比傳播慢一步。

“簡單”的病，反而最難消失

很多人對現代醫學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期待：只要藥夠好，病就該消失。

正如前文所述，梅毒從來不是一場“醫學與細菌”的戰爭，“醫學治療”也從不是“公衛防控”的同義詞。藥物解決的是病原體，公共衛生解決的是國家、社會、家庭形成的復雜網絡。這個網絡永遠比病原體更難被管理，它有羞恥、有恐懼、有隱瞞、有結構性的資源不均，有人群流動，有沉默的邊緣地帶和盲區。

梅毒更像一面鏡子，照出每一個公共衛生防控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部位：系統能否把那些不愿被看見、也不敢被看見的人，安全地納入照護之中。

如果哪一天梅毒真的顯著下降、甚至被壓到很低水平，那一定不是因為新藥研發成功了，而是一個社會終于學會了用更低的成本、更少的羞辱、更強的隱私保護、更可及的服務，讓更多人愿意走進診室，說一句原本難以啟齒的話。

梅毒的抬頭，也是再一次提醒我們，醫學能做的很多，但醫學遠不是全部。

參考資料

[1]《梅毒、淋病和生殖道沙眼衣原體感染診療指南（2020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https://www.gkgzj.com/u/cms/www/202103/181450254vgk.pdf

[2] 日本梅毒感染病例激增，丁香園，https://mp.weixin.qq.com/s/_OGZTEAlfdB0MQVy343ZzQ

[3] WHO Global progress report on HIV, viral hepatitis and STIs，202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27077

[4]CDC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2022 https://www.cdc.gov/sti-statistics/media/pdfs/2024/11/2022-STI-Surveillance-Report-PDF.pdf

[5] https://www.chandigarhayurvedcentre.com/blog/syphilis/?srsltid=AfmBOopZiJnHLW1l8XGB7dt5VrXi_VM2sUi2A_WRNth0IfCPwLsnwm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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