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若浮云：變局中如何堅守道義？ | 戰國策風云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

——《戰國策·秦策一》

張儀在秦惠王面前所講的這句話，可以說是 《戰國策》里眾多“策士”心態的真實寫照。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戰國是個亂世，各國明爭暗斗，互相傾軋，都在竭心盡力地謀求“威”與“勢”。諸侯們需要策士幫助他們衡量局勢，策士也需要借此時機來實現自己的抱負，一展宏圖，選對了立場、選對了主君，那么接下來的人生就會變得大不相同，能夠如同李斯那樣從“廁中鼠”變為“倉中鼠”。在這種情形下，策士的說辭就成為他們聞達于世、求得功名利祿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用與張儀齊名的蘇秦的話說，就是“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更有甚者，當孟嘗君出使楚國時，楚王送他象牙床，并派郢之登徒將象牙床護送到齊國。郢之登徒因擔憂損毀賠償，私下求助公孫戍，承諾以祖傳寶劍為酬。公孫戍遂勸諫孟嘗君拒收象牙床。這是典型的唯利是圖的例子。

《大秦帝國·舌戰孟子》，現代，戴紅倩。此圖表現張儀求見魏王時，因為和孟子有不同見解，兩人舌戰一番。作為策士的張儀并不反感戰爭本身，與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所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政治主張大相徑庭

然而，人類畢竟是一種復雜的生物。就是在這樣一個喧囂的歷史舞臺上，仍然有一些人，“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展現了“異樣”的人生追求。《戰國策·楚策一》就記載了楚威王與莫敖子華之間的一番對話，顯得相當耐人尋味。楚威王就是著名的楚懷王父親。而“莫敖”則是楚國的一個古老官職，最早是楚國貴族族長的稱呼。“莫”者，大也，“敖”“豪”音通。“敖”則是部族的首領酋豪的通稱，楚武王之前的幾代楚國統治者，也都自稱為“敖”。至于“子華”這個類型的名字，在楚國公族里更是非常常見，城濮之戰時的楚軍統帥成得臣，便叫作“子玉”。

這君臣二人要談些什么呢？當時，在表面上，楚國國勢還相當強盛。用《戰國策》里蘇秦的話說，就是“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但楚威王本人卻“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在他看來，當時楚國朝廷之上已經沒有了“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的大臣，并為此不勝憂慮——這并不是在無病呻吟，另一位著名戰國縱橫家張儀就根據自己在楚國的早年經歷斷定“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

為了寬慰楚王，子華做了一篇長篇大論，舉出五位楚國先賢的例子。其中三位，都與春秋末年吳軍伐楚有關，足見“兵圣”孫武給楚人留下多么大的心理陰影。除了在柏舉之戰中戰死的莫敖大心與隨后哭秦廷討來救兵的棼冒勃蘇（申包胥），子華提到的蒙谷在吳軍攻破郢都時，“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夢之中”，保全了楚國的法典，待到楚昭王復國后，“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谷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昭王認為，這樣的功勞“與存國相若”，準備大加賞賜。誰知，蒙谷居然勃然大怒：“谷非人臣，社稷之臣”，于是他不求封賞，隱居在磨山之中，至今沒有子孫身居顯位。

楚威王聽了這番話，卻感嘆，“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對于如何改變當時楚國現狀，子華其實也無能為力，只能用“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的空言搪塞而已。但在《戰國策·齊策一》里，卻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的確有著類似蒙谷一樣的人物，他就是《靖郭君善齊貌辨》里的齊貌辨。

戰國時期結客養士的風氣很盛，故有“四公子”（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君和楚國春申君）之說。而孟嘗君的父親，就是靖郭君田嬰。從血緣關系看，靖郭君是齊威王的兒子，齊宣王的弟弟。但兄弟之間，關系并不融洽。“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結果只能退回自己的封地（薛）。齊貌辨是靖郭君寵信的門客，兒子孟嘗君勸他也不聽，靖郭君甚至宣稱“剗而類，破吾家。茍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即使將來有人鏟除我們這個家族,搗毀我們這片家業，只要能對齊貌辨有好處，我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按理說，在薛地，齊貌辨還是可以安然做他的門客。但這時，他卻主動請纓，“固不求生也，請必行”，冒死前去面見宣王，用齊威王在世時，靖郭君反對更換太子（即宣王）與拒絕更換更大的封地兩件事說得齊宣王“動于顏色”，還感嘆“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 靖郭君也因此可以風風光光返回齊國都城臨淄。《戰國策》評價齊貌辨，是“外生樂患趣難者也”，稱贊他將生死置之度外，樂于為人排憂赴難。這與公孫戍借諫謀私之舉，境界與品格實是高下立判。

可是，以“利”字當頭的公孫戍之輩，卻又的確是戰國策士中的主流。在《戰國策》中，大多是講述策士們為各諸侯效力、出謀劃策之事,“外交”本身也被功利化了，其目的就是不擇手段幫助所效力的諸侯國實現利益最大化。

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野”。戰國時期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戰爭的烈度急劇上升，造成空前規模的傷亡。當城池被圍，雙方長期僵持不下時，城內甚至發生“人相食”或“炊骨易子而食”的慘劇。

而在《戰國策》里，人們可以看到，其作者對于頻繁的征戰是有著明顯保留態度的。譬如蘇秦曾對齊王說：“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他歷數戰前、戰時、戰后勞民傷財、人亡家破的種種危害，指出“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揭示了諸侯爭戰，人民遭殃的慘痛事實。

但這些貶低戰爭言論的真正動機并非反戰，而是認為用“策”較之用“戰”，費少益大，是最為可取的。所謂“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只要善于出策用計，便可收到“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沖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的回報。在《戰國策》里也可以看到，策士并不反感戰爭本身，反而在各諸侯國間挑起戰爭是常有的事情。從根本上說，這當然與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所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政治主張大相徑庭。在《戰國策·燕策一》里，蘇代更是公開表露出對儒家學說的不屑態度：“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這不啻是在公開反駁孟子——這位后世尊崇的“亞圣”，就曾說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但在這些策士里也有例外。《戰國策·魏策四》里有個“魏王欲攻邯鄲”的故事。其中魏王一般認為指的是魏惠王。戰國初期，三家分晉，魏國所得為原來晉國本部精華所在，加上文侯、武侯兩代經營，魏國國力臻于極盛，“天下莫強焉”。當時，中原的魯、宋、衛君主都到大梁（今河南開封）前來朝見，魏惠王是很神氣的，自然生出攻取趙國邯鄲“以廣地尊名”的想法。但這時，季梁風塵仆仆前來勸諫，對魏王講了一個“南轅北轍”的寓言故事。楚國在南方，有人卻駕車往北去，盡管他帶足了盤纏（“吾用多”），又有好馬（“吾馬良”）和優秀的車夫（“吾御者善”），結果卻是“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季梁進而指出，魏惠王要成就霸業，卻“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猶至楚而北行也”。這番話里雖然沒有直接提“仁義”二字，但反對通過窮兵黷武為諸侯謀取利益這一點卻是顯而易見的。只不過，忠言逆耳。從戰國時代史實看，魏惠王最后沒有把季梁的話聽進去。魏先攻趙，后打韓，以致引起齊國干涉。結果“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到了孟子前來魏國時，惠王已是一副灰溜溜的樣子，又有一肚子的牢騷，“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見惠王場景雕塑，現藏開封博物館。孟子針對梁惠王之“利義”與治國等諸多問題，倡導“保民而王”的政治邏輯，認為統治者需實現“與民偕樂”“與民同樂”方能成就王道

結果，孟子先講了個比喻，“打仗時同敵人一接觸就掉轉身逃跑，逃五十步而停止的和逃一百步而停止的，一樣是逃，跑五十步的沒有資格笑跑一百步的。”接下來，孟子越講越激動,他說：“你不禁止富貴人家把糧食給豬狗吃掉，不打開糧倉去救濟在路上餓死的人，倒喊這不是我的過失,是年成不收的緣故，那同拿了刀子殺人，卻說我沒有殺人，是刀子殺的，有什么區別。”孟子又說：“你的廚房里放著好肉，馬房里養著健壯的馬匹，然而百姓吃不飽飯，野外還有餓死的尸體，這等于率獸而食人！”

不過，這番尖銳的批評并不只是針對梁（魏）惠王的。孟子同樣很清楚，當時諸如秦、楚的統治者，一樣窮兵黷武，為此“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陷溺其民”在戰國時代是個普遍現象，所以孟子才會對魏襄王（惠王之子）說，“定于一（統一才能安定）。”在回答“誰能統一天下”問題時，孟子更直截了當地表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就是所謂“仁人無敵于天下”。

在孟子看來，得民心者得天下。以仁者而伐不仁，“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戰國策》僅有一則關于孟子的記載即是如此。當時，孟子身在齊國，恰逢燕國內亂，貴族正在反對由燕王噲禪讓給子之。于是“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在孟子看來，這正是一個“吊民伐罪”的機會。于是他對齊宣王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果然不出所料，燕國雖然是與齊國并列“戰國七雄”的“萬乘之國”，結果齊軍進兵時，燕國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當地百姓痛恨本國統治者,對于進攻的齊軍則表示歡迎。所謂“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過五十天時間，齊軍便占領了整個燕國，可謂神速。只不過，齊宣王并不是孟子期待的明君，齊軍在燕，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姿態出現，“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導致“燕人畔”，迫使齊軍不得不撤退回國了。

相比孟子，另一位活躍在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墨子反對戰爭的態度就更加堅決。這就是他所提出的“非攻”。在墨子看來，戰爭分為兩種，一種是不義的戰爭，是統治者出于私利而發動的，他稱之為“攻”；另一種是正義的戰爭，是為了拯救天下、除暴安良而發動的，他稱之為“誅”，伐“無罪之國”是“攻”，是不義的戰爭。而伐有罪之君是“誅”，是義戰。如果說，這與孟子看法有相似之處的話，墨子還進一步強調，并非任何人都可以發動“誅”的戰爭，唯有禹、湯、武王這樣的圣王才行。但在墨子生活的那個時代，是沒有圣王的（“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所以不存在發動“誅”的先決條件，于是墨子從未在現實中說過某國可誅可伐。這就巧妙地消解了所有兼并戰爭的合理性，而與“非攻”的理論保持了一致。

《墨子行旅》，現代，朱梅邨。思想家墨子提出“非攻”，其反對戰爭的態度比儒家更加堅決

《宋衛策》的“公輸般為楚設機”里，就記載過墨子以實際行動阻止戰爭的故事。當然，與《戰國策》里其他故事一樣，也離不開“以理服人”。楚惠王準備進攻宋國。發明家公輸般（即魯班）替他制造了云梯等攻城器械。墨子聽說這件事，立即短衣草鞋，從宋國趕到楚國，勸楚王不要發動戰爭。墨子比較楚國與宋國的版圖與物產，指出兩國財富的差距，“猶錦繡之與短褐”，“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以此說服了楚王。然而，縱觀《戰國策》全書，大國攻伐小國，根本就是司空見慣之事，楚王為什么就會被墨子說服呢？事情的真相恐怕并不這么簡單。有關此事記載也見于《墨子·公輸》篇。而其中的論述，則要比《戰國策》具體得多。

按照《墨子》的說法，墨子和公輸般在楚王面前用模型進行攻守演習。墨子以衣帶為城，以牒為械，而公輸般九次變化方法攻城，都被墨子九次予以化解，公輸般攻城的方法都已用盡，而墨子守城的方法卻還有剩余，于是公輸般只好認輸。但他還是說，自己有辦法制服墨子。墨子揭穿他的陰謀，說他無非是想殺了自己而已。隨后墨子聲明：自己早已料到這點，已經命三百弟子在宋國準備好守城器械。直到這時，楚王才放棄了攻宋計劃。以此可見，批判的武器終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墨子防御手段高明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場即將爆發的戰爭終于被制止了。這次止楚攻宋也是墨子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業績。但這場被制止的戰爭對于春秋戰國期間無數大小戰爭來說，如同大海中一朵小浪花，很快就被吞沒了。

墨子本人當然是不為榮華富貴所動的典型代表。但這則《戰國策》故事里的公輸般同樣值得注意。遠道而來的墨子故意對他說，“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公輸般凜然作色，斷然加以否認：“吾義固不殺人（我信守道義，根本不殺人）。”墨子然后才說：“聽說您制造云梯，用來攻宋。宋國有什么罪過呢？信守道義不去殺人，而去攻打別人的國家，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有什么道義？”從這個細節也可以看出，公輸般更多的是為自己“設機”的精巧手藝而自豪，似乎并不想從中獲取什么名利。在《戰國策》里出場的諸多策士里，他也可以算做一個“非主流”人物。

縱觀《戰國策》，公輸般并非孤例。《秦策二》里就有一個“醫扁鵲見秦武王”的故事。當秦武王將身邊人對病情的判斷告訴他時，扁鵲勃然大怒，連治病的砭石也扔了出去。在他看來，“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其實秦武王之世，秦國崛起的勢頭已經難以遏制。所謂“一舉而亡國”的確是夸大其詞，扁鵲只是在借此表達對自己專業能力（醫術）的自信與自尊。要是將他看作逐名求利的策士的話，顯然就有些不合格了。當然，扁鵲生活的時代早于秦武王，這個故事多半具有寓言或托古性質。

扁鵲行醫畫像石，漢，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秦策二》里有“醫扁鵲見秦武王”的故事，但扁鵲生活的時代早于秦武王，這個故事多半具有寓言或托古性質

相比之下，惠施與公孫龍在《戰國策》里則是更加“主流”的策士形象。譬如惠施就經常代表魏國出使列國。《戰國策·魏策二》記載，“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這場慘敗之后，魏國實際上失去了一等強國的地位。惠施因此深感憂慮，他反對魏惠王準備孤注一擲起兵報復齊國的想法，認為“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在惠施看來，“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如此一來，魏國雖然在名義上向齊國屈服，卻可能因此引起楚國對齊國的敵視，若此時與楚聯合伐齊，“是王以楚毀齊也”。魏惠王冷靜下來，接受了這個意見，“乃使人報于齊，愿臣畜而朝”，免去一場無謂的魏齊戰爭。

惠施雕塑，位于山東省曲阜市尼山圣境文化旅游景區

魏國地處中原的“四戰之地”，與韓國一樣是列國爭霸焦點。與張儀“欲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的連橫主張相反，“惠施欲以魏合于齊、楚以案兵”，結果為此被張儀趕出了魏國。至于公孫龍的生活時代比惠施晚了很多。秦軍挾長平之戰余威攻邯鄲，平原君向魏求救，信陵君竊符救趙，趙國終于轉危為安。為此，趙國相國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這時候公孫龍前來勸阻平原君：在“親戚”和“功臣”兩種身份里，平原君只能選一個，不能混著用，否則有政治風險，所以“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他的意見。

不過，公孫龍在《戰國策》的“出場”只此一次。與惠施相關的篇目雖然較多，但其中的惠施大多也并非主要策士。實際上，這兩位后來都被算作“名家”人物，而非《戰國策》所關注的“縱橫家”。

所謂“名家”，是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之一，名家的“辯者”以嚴謹邏輯思想而聞名。與惠施同時代的莊子，就經常同惠施相互討論哲學問題。莊子還認為，在自己同時代人中,惠施是同他相互討論學術問題最合適的對象。惠施去世后，莊子經過惠施墓地時，還曾經為之嘆息：“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惠施的思想，是所謂“合同異”。譬如“今日適越而昔來”。這是說今天去越國昨天就已經到了。這不是把一件事情在時間上的先后正好說顛倒了嗎？怎么理解這句話？“今天”和“昨天”是人為劃分的概念。如果站在“到達”的那個時間點回頭看，“出發”的時刻就成了“過去”。命題故意混淆了“陳述的時間”和“事件發生的時間”，造成邏輯錯覺。此外，從“適越”到“來”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如果無限分割時間，“出發”的瞬間和“到達”的瞬間在理論上可以無限接近，乃至在概念上被視為同一。于是“今”與“昔”的界限被模糊。

名家發展到公孫龍這里，又出現了新變化，就是“詭辯”術。他最有名的詭辯論題，就是“白馬非馬”。在他看來，白是顏色，馬是形狀，而白馬包括了兩個概念，因此白馬所指的，既不是指“馬”，又不是指“白”。既然“白”與“馬”各自獨立，“白馬”與“馬”也各自獨立。所以就推論出“白馬非馬”來了。

這樣的“詭辯”，與幾乎同時代古希臘的“飛矢不動”等悖論一樣，已經進入到哲學范疇。故此，非但《戰國策》里沒有記載，荀子更是直截了當地指責名家“好治怪說，玩琦辭”。但名家在探討一般與特殊的邏輯問題上有積極的貢獻，在古代邏輯思想和辯證思想的發展史上有他們一定的地位。與《戰國策》里記錄下的其他“非主流”的人物一樣，他們的身上同樣閃爍著古人智慧的光芒。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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