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當年隊長家兒子娶婆姨我去寫禮單，事后發現少了兩塊錢

知青歲月：在陜北插隊落戶生活了七年，好多事情都令我心生溫暖

我叫張春陽，是六八屆初中畢業生。擱現在，這學歷不算啥，可在那會兒，也算是個“文化人”了。當時正是上山下鄉運動的高峰期，我和同學們都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到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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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7號，那日子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天吃過早飯來到北京車站，火車站已經是人山人海，鑼鼓敲得震天響。我和同學們胸佩紅花，胳膊上戴著紅袖章，喊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號，登上了開往陜西境內的知青專列。

滿載北京知青的列車“哐當哐當”地駛出北京站，窗外的高樓越來越遠，我的心里頭，一半是熱血沸騰的憧憬，一半是沒著沒落的忐忑。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革命老區陜北。列車一路向前，穿越太行山，跨過黃河，跑了兩天，終于停在了陜西省銅川車站。下了車，冷風一吹，凍得人一激靈，陜西的冷跟北京的冷還不一樣，這風跟小刀子似的，直往骨頭縫里鉆。我們在銅川住了一晚，大通鋪，擠得滿滿當當，可大伙兒一點不覺得累，嘰嘰喳喳聊了半宿。

第二天一早，我們吃過早飯，挎包里揣上兩個白面饃，又坐上了北上的大卡車。

長龍般的車隊在蜿蜒的土路上顛簸，一走就是兩天一夜。黃土高原的雄渾與蒼涼，就這樣毫無保留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千溝萬壑的塬，光禿禿的山峁，偶爾閃過幾孔窯洞，窯頂上的炊煙在風里散得飛快。車廂里的人都昏昏欲睡，我卻睜著眼，望著眼前掠過的羊群和扛著老镢頭的老鄉，心里忽然生出一種莫名的敬畏。

最終，我們七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劉家溝三隊，大家臨時分散開借住在老鄉家中。

當時陜北農村的生活很苦，鄉親們勉強能解決溫飽問題。我借住在了劉隊長家，和劉隊長家的大小子劉根生住在一孔土窯里，睡在一鋪土炕上，他把熱炕頭讓給我睡。劉隊長一家人對我特別熱情，劉隊長的婆姨劉大媽對我比對劉根生還親，有點好吃的都盛到我的飯碗里。劉隊長也很關愛我，在他眼里，我就是一個還沒長大的娃娃。

劉根生比我大兩歲，我叫他根生哥，當時他已經定下了婚事，再等一兩年就要辦婚禮娶婆姨了。

劉家溝的日子，苦得超出了我的想象。鄉親們的口糧，多半是粗糧、洋芋和野菜還有胡蘿卜纓子，白面饃饃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口。可劉隊長一家人對我的好，卻像黃土高原上的太陽，暖得人心里發燙。劉隊長從不讓我干重活，挑水、打柴這些累活，他都搶著讓根生哥去做。有一次，我看水甕里的水不多了，拿起扁擔就要去挑水，劉隊長過來看了一眼水甕，大聲吼道：“根生！你死到哪去了？水甕都空了，看不見嘛？”根生哥從窯洞里跑出來，接過我手里的扁擔，沖我擠了擠眼睛，就小跑著去挑水了。

開春的時候，劉隊長家喂的那幾只老母雞開始下蛋了。第一個雞蛋，劉大媽小心翼翼地收起來，煮熟后，剝得干干凈凈，趁我沒注意，偷偷塞進了我的飯碗里。那雞蛋的香味，我到現在都記得，蛋白細嫩，蛋黃很香，一口下去，心里暖暖的。后來，母雞下的蛋多了，劉大媽就經常煎兩個雞蛋，擺在炕桌上。劉隊長一家人都不伸筷子，只是看著我吃，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半盤子煎雞蛋，往往被我一個人吃得精光。

春耕春播生產開始以后，我們北京知青也開始跟著鄉親們出山勞動，劉隊長給我們安排輕松的農活，還手把手教我們使用勞動工具。在生產勞動中，根生哥處處都幫助我，愛護我，我就像他的親弟弟。

日子一天天過去，黃土坡上的麥苗綠了又黃，窯門前的桃花開了又謝。轉眼間大半年過去，隊里給我們知青箍的新窯終于落成了。那是三孔嶄新的窯洞，炕是新盤的，鍋臺是新砌的，一應生活用品都置辦齊全。搬家那天，我早早地就收拾好了行李，心里卻酸酸的。

劉大媽拉著我的手，舍不得松開。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樹皮，卻格外有力。“娃娃，以后常到家里來，大媽給你壓蕎面饸饹，給你做油潑辣子。”她的聲音有些哽咽，眼圈紅紅的。劉隊長站在一旁，嘴上說著“搬新家是好事”，可我分明看到他轉過身，悄悄抹了抹眼角。根生哥扛著我的行李，一路把我送到知青點，放下東西，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春陽，有事就跟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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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去知青點后，我和劉隊長一家的來往卻沒斷過。劉大媽做了好吃的，總會讓根生哥給我送來。劉隊長從山上帶回野酸棗、野果子，也會第一時間送到知青點。我也常常回劉隊長家，幫著劉大媽燒火，幫著根生哥劈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自在。

時間一晃到了1971年的秋后。那天，劉隊長樂呵呵地來到知青點，一進門就拍著我的肩膀說：“春陽，根生要娶婆姨了，日子定在下月初六。你寫字好，到時候就幫我家寫禮單，小隊會計幫著收錢。”我愣了一下，隨即笑著答應：“劉隊長，您放心，我一定把禮單寫得清清楚楚。”

根生哥要娶的婆姨是鄰村的女子，叫秀蓮，我見過一次，眉眼清秀，手腳勤快。為了給根生哥賀喜，我拿出積攢的零錢，去公社的供銷社買了一個暖水瓶，還買了兩塊印著紅牡丹的手巾。暖水瓶是紅色的，上面印著“囍”字，在當時算是很體面的禮物了。

辦喜事的那天，劉家溝熱鬧得像過年。剛吃過早飯，劉隊長家的窯洞前就擠滿了人，鄉親們都自發地來幫忙，來送賀禮。陜北人淳樸，講究禮尚往來，哪怕日子再窮，這份心意也不能少。

我和小隊會計坐在窯門前，一個記賬，一個收錢。小隊會計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漢，戴著一副老花鏡，干了十幾年會計，賬面上從沒差過一分錢。鄉親們隨的禮金，大多是一塊或兩塊錢，關系近的，就隨兩塊錢。我一筆一劃地記著，生怕寫錯一個字，記錯一個數。根生哥穿著新做的藍布褂子，穿梭在人群里，笑得合不攏嘴。

開席前，小隊會計把收來的現金掏出來，擺在桌子上，開始點數。“一塊，兩塊，三塊……”他數得很慢，很仔細。我也拿著禮單，一筆一筆地核算。等他數完，抬起頭，皺著眉頭說：“不對啊，現金只有八十七塊。”我心里咯噔一下，趕緊拿起禮單重新核算：“王大爺一塊，李嬸兩塊，張叔兩塊……”算到最后，禮單上的金額分明是八十九塊。

賬面多出兩塊，現金少了兩塊。我和小隊會計面面相覷，額頭都冒出了冷汗。我倆又開始核對，一遍，兩遍，三遍……差不多數了七七四十九遍，結果還是一樣。我的臉火辣辣的，心里像壓了一塊大石頭。這是我第一次幫劉隊長家辦事，竟然辦得這么糟，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小隊會計也一臉愧疚，喃喃自語：“怪了，我當了十幾年會計，從沒差過錢……”

沒辦法，我和小隊會計只好硬著頭皮，拿著賬單和現金，走到劉隊長面前：我小聲說“大伯，對不住，賬面上差了兩塊錢。”劉隊長接過賬單和錢，看了看，又笑了起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木事（沒事）木事，不就兩塊錢嘛……”

那天的酒席很豐盛，可我卻一點胃口都沒有，吃了一個白面饃，就放下了筷子。根生哥看出了我的心事，坐在我身邊，遞給我一個饃饃：“春陽兄弟，別往心里去，我爹都沒當回事。”我勉強笑了笑，心里卻還是堵得慌。小隊會計坐在一旁，也是一臉的不自在，連最愛喝的瓜干酒都沒碰。

酒席快結束的時候，劉大媽忽然走到我和小隊會計面前，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娃啊，那錢我數了兩遍，八十九塊，一分不少，是你倆數錯了。”我愣了一下，心里的石頭瞬間落了地，一股暖流涌了上來。可小隊會計卻只是苦笑著搖了搖頭，臉上沒有絲毫輕松的神色。

傍晚，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知青點。剛進門，手無意間插進了衣兜，感覺觸到了硬硬的紙片。我急忙掏出來一看，竟是兩張嶄新的一圓面額紙幣。那一刻，我腦子里“嗡”的一聲，瞬間明白了一切。

原來，登記禮金的時候，我只顧著在禮單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和兩塊錢的禮金數額，卻忘了把這兩塊錢交給小隊會計。

羞愧和懊悔像潮水一樣淹沒了我，我顧不上多想，撒腿就往劉隊長家跑。晚風卷著黃土，打在我的臉上，我全然不顧。跑到劉隊長家時，客人都散去了，劉大媽正在收拾碗筷，劉隊長和根生哥在忙著打掃院子。

我喘著粗氣，把那兩塊錢遞到劉隊長面前，紅著臉說：“大伯，對不住，是我……是我忘了把自己的禮金交上去，害得大家跟著著急。”

劉隊長抬起頭，看了看我手里的錢，又看了看我通紅的臉，忽然哈哈笑起來。他接過錢，又塞回我的衣兜里：“看你這娃娃，這有啥嘛。你能來，我就高興。這兩塊錢，你自己留著零花嘛。”

劉大媽也走了過來，擦了擦我額頭的汗：“娃啊，沒事，這點小事情別往心里去。”

我在劉家溝一待就是七年，七年里，我跟著鄉親們一起種地，一起收割，一起在黃土坡上唱信天游。我把青春和汗水，都灑在了這片黃土地上。1976年秋后，我趕上了推薦上大學的末班車，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離開劉家溝的那天，全村的鄉親都來送我，劉隊長塞給我半袋子紅棗，劉大媽遞給我一雙她親手做的布鞋，根生哥拍著我的肩膀說：“春陽兄弟，常回來看看。”

我坐在毛驢車上，望著漸漸遠去的黃土坡，望著村頭模糊的人影，眼淚再也忍不住，嘩嘩地流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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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幾十年過去了，我早已從一個懵懂的少年，變成了兩鬢斑白的老人。可每當想起在陜北插隊的那些日子，想起劉隊長一家人的笑臉，想起那盤香噴噴的煎雞蛋，想起那兩塊錢的差錯，我心里就涌起一股說不出的溫暖和感動。

那片黃土地，那群淳樸的人，那段刻骨銘心的知青生活經歷，就像窯洞里的暖炕，永遠溫暖著我的心。陜北，將是我一輩子的牽掛和思念。

講述人：張春陽（北京老知青，六八屆初中畢業生）

執筆創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