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新農合有多少人斷繳，斷繳反映了農村的什么問題

每年秋冬城鄉居民醫保集中繳費期，農村里總能看到基層干部奔走催繳的身影，可不少農戶卻在“繳”與“不繳”的十字路口犯了難，甚至干脆選擇斷繳。從2003年新農合剛起步時的10元保費，一路漲到如今的400元，二十多年間足足翻了40倍，這筆在城里人眼里不算起眼的開支，卻成了很多農民家庭的“煩心事”。

更有不少農戶心里打鼓：能不能只交養老保險，先把養老保障攥住，醫保暫時先不繳？這份糾結的背后，藏著農民對柴米油鹽的算計、對健康保障的期盼，也暴露出醫保政策落地時的堵點痛點，從來不是一句“該繳”或“不繳”就能簡單說透的。

1，2025年，城鄉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標準為400元，財政補助640元。2026年的財政補助標準提升到700元，個人繳費標準維持400元——這是近年來首次停止上漲。

相對富裕的城市中產也許會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兜底，可能只是幾杯咖啡，或者一頓燒烤、火鍋的開銷，為什么很多農民都不愿意繳納呢？如果以城市的消費標準，去對照廣大農村家庭的生存現實，無疑會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認知誤區。

將時針撥回2003年。為了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式啟動試點。當時為了給農民減負，推動新農合迅速覆蓋，參保門檻很低——個人繳費標準，只需要10元。20多年來，個人繳費標準一路攀升，從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漲幅。這一數字的絕對值，或許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內，但增長曲線卻極其陡峭。

當醫保支出與收入增長嚴重脫節，這種“剪刀差”帶來的痛感，自然會削弱參保意愿。國家醫保局發布的《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城鄉居民醫保的參保人數，從2019年開始逐漸下降，2019年到2023年分別同比減少0.3%、0.8%、0.8%、2.5%和2.1%。

有官方人士此前表示，參保費人數下降背后，是部分人員流向了職工醫保，但同時也坦承，“最近幾年，確實有一些農村居民不再繳納城鄉居民醫保”。“斷繳潮”并不是空穴來風，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不要醫保兜底的“裸奔”。

2，農民不愿意參保，遠不止于費用本身，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投入和產出之間的失衡。在新農合早期，設有個人賬戶，農民感冒發燒買藥，能直接抵扣，“錢還是自己的”，獲得感強。

隨著門診統籌改革的推進，個人賬戶取消。雖然改革初衷是提高統籌層次，增強共濟能力，但對于一年到頭不去醫院的人群，尤其是常年勞作、習慣“小病扛一扛”的農民來說，每年400元的投入，仿佛打了水漂。他們容易形成一種樸素認知：自己交的錢，都用來給別人兜底了。

當醫保基金變成“唐僧肉”，當患者發現自己交了保費，反而要掏更多的錢，信任危機便會悄然蔓延。此前有學者調查發現，城鄉居民醫保基金結余，呈現出一種悖論，“越富越虧、越窮越省”。

繳納的保費，未能轉化為有效保障，客觀上減少了基金支出，造成老家醫保基金的“被動性結余”。這筆錢省下來了，卻沒能真正用在為流動人口健康護航的刀刃上。在個人繳費標準不斷上漲的背景下，凡此種種，都在不斷侵蝕居民的參保意愿。

3，為了提升參保意愿，各地紛紛設定了“待遇等待期”，簡單來說，在規定窗口期內繳納保費，可以正常享受待遇，但如果延遲補繳，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夠正常享受醫保待遇。

這本質上是一種懲罰機制，雖有一定震懾作用，卻無法根本解決參保意愿低迷的問題。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醫保制度的性價比和獲得感。首先，國家層面應承擔更大的兜底責任，加大補貼力度。我們不能忘記，今天的農民群體，尤其是老一代農民，曾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過巨大的歷史犧牲。然而，在社會保障領域，他們長期處于被忽視的邊緣地位。

以養老保險為例，長期以來，城鄉居民養老金與城鎮職工養老金，存在巨大的雙軌制鴻溝，許多農村老人每月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與城市退休人員動輒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別。

在養老保障尚顯薄弱的背景下，醫療保險，是他們防止因病返貧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在醫保籌資上，理應給予農民群體更多的傾斜，提高財政補貼標準，切實減輕個人繳費負擔。

其實農民要的很簡單，要么減輕繳費負擔，要么提升保障獲得感，讓繳的錢能實實在在用到自己身上，不用再為“繳了白繳”發愁。城鄉居民醫保的初心是兜底民生，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400元對醫保基金是滄海一粟，對農民家庭卻是生計與風險的權衡。

解決斷繳問題，靠村干部硬催沒用，關鍵要讓制度更人性化，多站在農民角度考慮，減輕繳費負擔、擠干醫療水分、簡化報銷流程，才能讓這張健康防護網，真正守住千萬農村家庭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