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施有為向金默玉求婚，對方坦白：我是清朝格格，姐姐川島芳子

1973年早春，天津茶淀農場的土路邊剛冒出第一撮新綠。五十六歲的老技術員施有為拿著一束被風吹得東倒西歪的野花，站在女工宿舍門口踱來踱去。屋里的人已經聽見動靜，卻遲遲沒有開門。

施有為等的人叫金默玉。此刻，她把手伸進棉大衣口袋，握著那封寫給自己的紙條——農場小賣部伙計遞來的，上面只有寥寥幾字：今午后想跟你談件大事。她大約猜到對方的心思，卻更擔心自己的身世再一次成為別人的驚嘆號。

門終于打開。對面那位種植能手還沒來得及張嘴，金默玉便爽利地說了四句——“我身體并不好，我無財無產，我想要單間房，再有，我是清朝格格，我姐姐是川島芳子。”短短三十字，像幾把利刃，一股腦插在空氣里。施有為愣了兩秒，苦笑著回了一句：“我早知道。”

那句“早知道”讓金默玉想起五十五年的顛沛。她1918年生于旅順肅王府，高墻深院未能擋住時代風雨。父親肅親王善耆去世時，她才四歲；一個月后，母親也溘然長逝。大哥顯榮與三姐顯珊把年幼的妹妹帶在身邊，從北京到旅順，又送往日本寄宿，換過三戶人家，檔案里寫的是“寄養”，日子里卻是寄人籬下的尷尬。

十四歲那年，她第一次聽人當面提起“川島芳子”這個名字——那個總穿男裝、開汽車、說一口夸張東京腔的女子，居然是自己的親姐姐。更刺耳的是“日本間諜”四個字。金默玉讀完高女校，決意回北平自謀生路，再不靠任何王府遺產。王府的紫檀沙發、大幅油畫和舊銅爐，被她一件件賣掉換成伙食費和孩子們的學費。朋友笑她“敗家”，她只淡淡一句：活下去最重要。

抗戰勝利后，北京城里風聲鶴唳。1948年秋，大哥逃往香港，四個侄兒女和一位年邁保姆被托付給她。家里剩下一百塊法幣，外加滿屋空板壁。為糊口，金默玉在王府井弄了家“益康家庭食堂”，天天圍裙油煙，中午忙到連喝水都顧不上。沒想到，幾碗擔擔面竟然救活了整個家。

1956年，她考進北京編譯社，當了日文譯員。本以為從此可以和油鹽醬醋說再見，不曾想1958年又遇巨變。一個風雪夜，她被押上吉普車，原因只有一句：審查需要。直到1964年宣判時，她還不明白“牽連”二字究竟牽了誰。十五年鐵窗，金默玉靠翻舊報、背英文詞典熬過漫漫長夜。她常跟同囚輕聲說：“坐牢也得活得像個人。”

刑滿那天是1973年1月。組織安排她去茶淀農場改造身體。腰椎舊傷在冬夜疼得鉆心，她咬牙挑著糞桶，誰喊累，她就笑：“沒事，格格也得出力氣。”施有為就是在這時候注意到她的。男人樸實寡言，手里卻有一套絕活：嫁接、配肥、測酸堿，一樣不落。當他鼓起勇氣求婚，被那四句話擋了回去，卻依舊沒有退縮，他說：“我也是窮出身，咱倆門當戶對。”一句玩笑，把緊張氣氛拆了個干凈。

婚事定下，農場分了間小屋。夏天，房檐下能聽見雨聲打瓦；冬天，倆人合蓋一床舊軍被。雖清貧，卻再沒人翻她的出身老賬。那一年，她五十五歲，第一次過上心安的日子。

1979年，她抄好一封信，寄往“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鄧小平同志收”，信里請求準許她發揮外語所長。出乎意料，批示很快下來：政策性問題一并解決，原編譯社工齡承認。接著，北京文史研究館向她伸出了橄欖枝，住房、津貼、醫療連帶解決。那晚她對丈夫說：“我終于是正經公民了。”

政策平反之后，金默玉一口氣做了三件事。先赴日本訪問，把積壓在心里的恩怨與友誼重新排了順序；接著，把多年積蓄與捐款湊成辦學基金；最終，在廊坊成立“愛心日語學校”，專收七到十二歲兒童，學費低得讓同業搖頭。她常對學生講：“出身不能選，道路能選。”這句話聽著像名言，其實是她在寒舍燈下磨出的血泡。

1996年開學典禮那天，施有為坐在臺下，抬頭看妻子在講臺上用流利日語向來賓致謝。掌聲落下，他悄悄拍拍腿上的泥點子，心里琢磨：當年那四句“實話實說”，換來今天的從容，值！

2014年夏，金默玉因心臟病猝然離世，享年九十五歲。茶淀農場老同事趕到告別，帶來一袋剛炒的新茶。施有為把茶葉放在靈前，說不出話，只低頭擺正那張發黃的婚照——照片里，金默玉穿舊呢子大衣，笑得像風里的一枝白木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