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成為棋手的日本，正在認清臺海紅線不能碰

高市早苗妄議臺灣之后，依舊動作不斷：先是邀請韓國總統李在明訪問自己的家鄉奈良，又派出日本外務大臣訪問菲律賓，重點將提及南海等問題。在中國宣布加強對日本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后，日本財務大臣和防衛大臣也前后腳訪問美國，希望能尋求到美國的幫助。

在此背景下，中日緊張關系是否會再度升級，并加劇亞太局勢動蕩？近日，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接受南華早報“Open Questions”欄目長篇專訪，就臺海局勢、中美競爭、中日關系走向及全球秩序演變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評價和分析。周波強調，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在于中國相信和平統一仍具有可能性，而“臺灣當局”的挑釁言論正侵蝕這一空間。

周波認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臺灣有事”上的強硬表態主要出于國內政治需要，但下一屆日本政府必然在這一問題上更加審慎。中國并不尋求勢力范圍，而是以項目合作、人道主義行動及斡旋方式發揮影響力。他強調，中國不會填補美國收縮后的全球權力真空，因為所謂“權力真空”往往是陷阱而非機遇。現由北京對話王凡非將有關問答整理翻譯如下，經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表。

【文/周波；翻譯/王凡非】

問：在臺灣依然由傾向“臺獨”的民進黨執政、同時不斷加大對美軍購的情況下，當前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您看來，哪些具體的“紅線”或“外部干預”的程度會迫使北京考慮非和平方式？

周波：我們所談的是臺灣問題，是中國最重要的核心議題。它看起來非常復雜，但在我看來，出路其實很簡單：就是讓中國大陸相信和平統一依然是可能的。

隨著中國大陸變得更加強大，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實力增強會帶來對最終和平統一更大的信心，因為臺灣不可能“漂走”，時間站在大陸一邊。另一種則是：在不斷受到挑釁的情況下，大陸可能會考慮動用武力。這是兩條非常不同的路徑。

那么，中國大陸會走哪一條路？正如我最近在《時代》雜志上所寫的，我認為這取決于“臺灣當局”。目前，賴清德的言行非常挑釁。在選舉之前，他就把自己稱作“務實的臺獨工作者”。現在他更是把中國大陸稱為“敵對外國勢力”，并聲稱臺灣必須反對大陸的統戰工作，甚至提出了17條措施，用來恐嚇支持兩岸交流的臺灣民眾的策略。

理解臺灣問題，一個重要視角是站在中國大陸的立場思考。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強大起來，怎么可能容許本國的一部分領土永遠處于分離狀態？這種尋求國家統一的愿望是再自然不過的。唯一的問題在于：統一是以和平方式實現，還是通過戰爭實現。我們當然希望朝著最好結果發展，但這并不完全由我們決定。

解放軍進行登陸演習

問：中國在考慮動用非和平手段時，是否存在具體的紅線？

周波：我認為中國和美國都有各自的戰略模糊的做法，不只是美國在搞“模糊”，中國同樣沒有設定明確的最后期限，但二者的差別在于這種模糊的本質不同。在我看來，美國的戰略模糊更像是一塊掩飾實力下滑的遮羞布；而中國的戰略模糊則是與自身綜合實力上升而伴生的。這就是區別所在。

問：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采取強硬立場并進一步靠攏美國的背景下，您是否認為日本正在成為對中國和地區穩定不斷上升的戰略威脅，成為您此前所說的美國的“戰略棋子”？還是說，這反而是一個檢驗日本外交靈活性的機會？

周波：高市早苗的表態明顯出于國內政治考量。她曾聲稱，一旦發生涉及中國軍艦和其他武裝行動的“臺灣有事”，就“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

我認為，即便她最終拒絕正式道歉，今后的日本領導人在行動上一定會更加謹慎。事實上，在高市早苗上臺之前，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曾拒絕回答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提出的一個問題：一旦發生沖突，他們是否會與美國并肩作戰。這些國家刻意回避假設性問題，把最終決定權留給當時的政府。而他們這么做很有道理：如果美國自身的戰略都是模糊的，盟友又何必采取“戰略清晰”的態度？

但如果臺海爆發沖突，日本是否會加入美國，這里存在一個現實問題。從法律上講，日本必須為美國提供后勤支持，比如允許美軍使用日本基地。但日本是否會真正與美國“肩并肩”作戰，則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蘭德公司曾經就這個問題發表過一份報告，結論是：沒有人知道。是否參戰只會在最后一刻，由日本領導人根據當時的形勢和考量做出決定。

問：中國是否像日本看待中國那樣，把日本視為日益上升的戰略威脅？

周波：日本是這樣看待中國的。在經濟上，日本的增長并不快，但在防務開支上卻大幅增加。我認為中日直接沖突的可能性不高，真正的關鍵問題仍然是臺灣。

問：如果美國表現出對“中美G2式戰略穩定”的某種開放態度，您會如何建議中國決策者加以利用？接受或拒絕這種由美國設定的框架，各自存在哪些風險？

周波：所謂“G2”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的概念，當時向中方提出過，但被中方婉拒。我認為，在當今世界，中國和美國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力量，這一點是事實。但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這是慕尼黑安全會議得出的結論。顯然，世界格局已經超越了兩極結構，就連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都在談論，單極格局本身并不正常。

問：您的意思是，中國不應接受這一“G2”框架？

周波：我們當然不應該接受。首先，“G2”本身并不符合事實。其次，這會讓中國與其他國家，甚至與朋友產生疏離感。因為如果中國接受這一框架，就會對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的現實視而不見，也會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的重要性形成偏頗的看法。是的，中國是一個重要“極”，但中國只是把自己稱為“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員。

問：真正意義上的中美雙邊緩和是否可能？還是說，沖突與談判周期性交替才是新的常態？

周波：一提到“緩和”，人們自然會聯想到當年美蘇之間的緩和時期。首先要問的是：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是否已經到了那種非坐下來談不可、必須以“緩和”來定義雙邊關系的地步？在冷戰時期，美蘇關系是以“恐怖平衡”為基礎的，這種平衡體現在雙方幾乎相當的核彈頭數量上。

這樣的背景在今天顯然不存在，至少在核力量對等方面不存在。美國擁有超過5000枚核彈頭，而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或美國五角大樓的數據，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大約只有600枚。

但如果只是談相對和平或緩和緊張關系，這種情況是可能階段性出現的。當前的中美關系與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當時是兩個幾乎沒有經濟往來的敵對陣營。今天，由于我們彼此之間經濟聯系極為緊密，出于現實需要，中美在一些領域出現局部緩和是完全可能的。

這呈現出另一幅圖景：未來我們可能會不時看到緊張局勢的緩和，就像最近所見的那樣，一些美國提出的加征關稅等威脅未必能夠真正落實，因此美國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降低調門。這種緩和本身可以視為一種“小緩和”。也許在未來的波動和競爭中，我們會不時經歷這樣的“小緩和”。

問：您一直反對把當前的中美競爭稱為“新冷戰”，并強調中國的克制。但在科技“脫鉤”加劇、美國在亞洲擴展軍事合作的背景下，中國的克制是否有被誤讀為軟弱的風險？

周波：我之所以拒絕“新冷戰”的說法，是因為冷戰這種概念往往只有在事后回顧時才能成立。在冷戰期間，人們每天都在為可能爆發的熱戰做準備。直到蘇聯解體之后，人們才松了一口氣，回過頭來說：“好，我們剛剛經歷的就是冷戰?！?/p>

但即便是算命先生也預測不了未來。當我們展望中美關系時，連未來會不會爆發熱戰都還說不清楚，又怎么能武斷地稱現在是“新冷戰”呢？和平是需要爭取的。

問：至于中國的克制，又該如何理解？

周波：從外界看，中國可能沒有從前那樣“克制”，但中國不會無端挑釁。長期以來，在界定這段關系時，中國一直強調“合作”，而美國則堅持把它定義為“競爭”。這段關系本質上是競爭與合作的混合關系，唯一的問題在于比例。對美國而言，我可以肯定他們認為競爭將壓倒合作；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則希望在競爭中能夠有更多合作的空間。

在可預見的未來，合作未必會壓倒競爭，但合作的分量有可能上升。即便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現在也在烏克蘭、紅海以及許多其他議題上向中國尋求幫助。在他第一任期時，你幾乎看不到他在什么領域尋求與中國合作，唯一算得上的可能就是氣候變化——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不合作，大家都活不下去。而現在，你可以看到美國在很多領域向中國尋求合作。

問：在您最近的著作《世界應當害怕中國嗎？》中，您區分了“影響力”和“勢力范圍”。在美國重申傳統同盟架構，而中國則自我定位為“穩定器”而非挑戰者的背景下，中國在缺乏正式同盟網絡的情況下，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發揮影響力？

周波：大多數人會混淆這兩個概念，仿佛它們是一回事。其實并不是。我的基本觀點是：即便中國真想建立“勢力范圍”，在現實中也很難實現。

理論上，最容易建立“勢力范圍”的地方當然是周邊地區。但看看東北亞：日本當然不會聽中國的話，朝鮮在無核化等問題上其實也不會真正聽從中國。很多經常被描述為“中國后院”的東南亞國家本身就是南海聲索國，還有好幾個是美國盟友。你又怎么能理所當然地把那里視為自己的后院、自己的勢力范圍呢？

在南亞，中國與印度的關系并不順暢。也許在中亞，中國面臨的問題相對最少，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中國，但那里又是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勢力范圍。正因如此，中國在該地區一直非常謹慎，像反恐這樣的議題主要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來處理。所以，即便中國想要“勢力范圍”，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勢力范圍——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中國其實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是全球性的。如果你沒有當“世界警察”的野心，就不需要劃分勢力范圍；而一旦你想要扮演“世界警察”，就必須有勢力范圍，就需要建立同盟體系和盟友網絡，而盟友并不好對付，他們就像貓一樣，很難“驅趕”和管理。

我可以舉個例子。到目前為止，解放軍在海外的行動基本集中在三個領域：反海盜、災害救援和維和行動。歸納起來，這些都屬于“非戰爭軍事行動”，其本質是人道主義行動。這并非偶然，而是一種政策選擇。我們希望通過開展人道主義行動去幫助其他國家，讓他們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而這種人道主義行動通常不會引發爭議。

你是以幫助者的身份前往，就像《圣經》中所說的“好撒馬利亞人”，沒有人會反對。但如果你動輒派兵，以各種借口進行殺戮，誰會記得這些血腥行為背后的借口呢？有時我會思考一個問題：美國也許是世界上聰明人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他們怎么會從越戰到伊拉克戰爭再到阿富汗戰爭，一次又一次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連他們自己都在反思和批評這些戰爭。

問：那么，中國又應當如何在全球發揮影響力？

周波：方式有很多。一種方式是不刻意“推銷”自己的影響力。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中國當初提出這一倡議，并不是為了刻意制造影響力，而是從互利共贏出發，主要聚焦經濟合作項目。但即便只是聚焦經濟項目，也可以產生非?？捎^的政治影響力。

另一種方式是在動蕩地區進行斡旋與調解。在中東，中國曾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關系，哪怕時間不長，這也是一種受到歡迎的影響力。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提出了“十二點和平倡議”，又與巴西共同提出政治解決方案。盡管俄羅斯對這些主張表示歡迎，但烏克蘭興趣不大。這并不令人意外，畢竟在這樣一場消耗戰中，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到目前為止哪一份和平方案真正奏效了呢？幾乎沒有。

但沒有一場戰爭會永遠持續下去?？倳心硞€時刻，中國有可能在?；鸹蛲鹬邪l揮更大作用，或者與其他大國一起提供安全保障，乃至在沖突各方同意的情況下牽頭派遣維和部隊。

問：中國是否已經準備好在聯合國安理會等全球治理機構的改革中發揮主導作用？

周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到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中國把自己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如果按人均財富來算，這無疑是事實。

但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又把中國視為一個“超級大國”，或者“全球南方”的領導者，盡管中國自己只稱自己是“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員”?？纯粗袊岢龅乃拇笕虺h，很少有其他國家能提出如此系統的全球性倡議，它們反映的是中國的世界觀，這些倡議的規模和影響都非常大。

所以，我認為即便中國不愿自稱“領導者”，很多國家已經事實性地把中國當作一種領導力量看待了。這就是中國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

問：但中國是否正在為這種角色做準備呢？

周波：如果你指的是中國想成為另一個“世界警察”，那肯定不是中國的目標。中國為什么要去做這種事呢？

中國與美國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也不是一個帶有強烈“傳教”沖動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從個體修身做起，先教育自己、完善自己，然后走向社會、成就事業并造福他人，也就是所謂齊家修身治國平天下。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的宗教文化有著根本差異。

但即便如此，你會看到，在聯合國框架下，中國的會費負擔在不斷上升。中國在聯合國常規預算中的出資額與美國的差距已經不大，只有大約兩個百分點。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有一天中國的GDP超過了美國，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在美國對聯合國興趣減弱的情況下，其他國家也許會希望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是否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其他國家普遍更愿意由中國發揮更大牽頭作用？

展望未來，從中國視角看，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應當是什么樣子？解放軍在實現這一愿景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一個多極世界未必會顯得井然有序，因為多極化意味著全球治理難度的增加。如果是單極格局，管理起來相對最容易；兩極格局也比多極世界要容易管理。

我參加過很多多邊會議，深知讓二十多個國家在某件事情上達成共識有多困難。比如在東盟地區論壇上，讓27個成員國都同意一件事非常不容易。在多極世界中，國際合作的唯一出路就是像中國政府提出的那樣，“大家商量著辦”，通過協商與共同行動來應對問題，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對于解放軍，我已經解釋過其海外行動的主要內容：基本都是人道主義任務。當然，我也希望在未來，更加強大的解放軍仍然如此。

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即便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卻仍然是一個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而世界上所有軍隊都強調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解放軍角色的獨特之處在于：解放軍還肩負著推進國家統一的職責。與此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大國，必須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并保護自身不斷擴大的海外利益。

自2008年以來，中國已經持續向亞丁灣派遣了48批護航編隊

所以在我看來，解放軍有三大責任：推動國家統一、維護中國海外利益，以及承擔中國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這三者是合而為一的。

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曾說過：“如果有一天中國改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如果它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進行欺負人、侵略人、剝削人，那時世界人民就應當把它看成社會帝國主義，把它揭露出來，打倒它，同中國人民一道來推翻它。”

我認為，當中國領導人說中國即便發展起來也永遠不稱霸時，這句話是出自真心的。這既根源于中國的文化傳統，也來自這樣一個事實：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國的崛起的確是和平的。它是否絕對“前無古人”可以討論，但至少在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問：在當今這種“混合型大國競爭”的背景下，中國在塑造人工智能治理、太空安全等新興領域的規則方面，應該承擔哪些責任？

周波：冷戰時期，人們談論“戰略穩定”，基本上指的是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彈頭數量大致相當。但在今天，中美之間并不存在核彈頭數量上的平衡或對等。然而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的發展水平幾乎相當。這就是我的觀點：在未來戰場上，只有中美兩國具備主導地位的潛力，因為我們是最善于運用人工智能的兩個國家，日本或歐洲在軍事AI方面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中美。

這就是為什么我在文章中寫道，在未來的國際軍火市場上，真正有能力出售先進武器的，恐怕只有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美國的武器價格昂貴，但經過了實戰檢驗，盟友出于政治關系考量也“必須”購買；而中國的武器系統從印巴空戰中就可以看出，它們同樣出色但更加經濟實惠。未來中國可能出售將不再只是幾件作戰平臺，而是一整套系統。

我很高興你提到了太空安全，因為我們生活在地球上，很少有人每天都會抬頭仰望天空。但事實上，太空正變得愈發擁擠、競爭激烈，同時也充滿商業機會。中國在太空探索方面發展得非?？?。想象一下，你坐在這里，就能遠程操控一臺在月球背面工作的探測器。這正是中國已經做到的事情，目前還沒有其他國家做到這一點。

外層空間蘊含著巨大的商業機會，但也可能變成新一輪軍備競賽的領域。這就是我提出“太空相互確保脆弱”（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y in space）這個概念的原因。

冷戰時期，人們談的是“相互確保毀滅”這個概念；而在外層空間，實際上是“相互確保脆弱”，因為大家共享同樣的軌道。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已經證明自己具備摧毀衛星的能力，但這種攻擊會產生大量碎片，這些碎片會威脅到同軌道上的所有衛星，而太空碎片數量的多少取決于被擊毀衛星的大小。這就是我說“相互脆弱”的原因：所有國家在太空中都是脆弱的。

當然，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們是否會面臨外層空間爆發戰爭的可怕局面。這并非空想，否則美國為什么要試圖打造所謂“金色穹頂”（導彈防御系統）呢？

但如果你建起“穹頂”，其他國家自然會想辦法突破它。依我之見，一旦爆發太空戰爭，它要么是核戰爭的一部分，要么就是核戰爭的序幕。

因為如果你下決心攻擊對手的衛星，意味著你已經“深吸一口氣”，這絕不會是小規模沖突，而是總體戰爭甚至先發制人的打擊。我真心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這也正是中俄聯合提出“不在外層空間部署武器”倡議的原因。

問：烏克蘭沖突已經快進入第四個年頭，北約援助力度出現動搖。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應如何定位自身角色？中國不希望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失敗，對嗎？

周波：這場戰爭的勝負并不是由中國的“意愿”決定的。盡管我們目前還看不清它將如何收場，但我認為有兩個結果已經隱約可見。

第一，北約在歐洲的擴張基本上已經接近極限。目前北約已有32個成員國，還有三個國家排隊等待加入：格魯吉亞、烏克蘭和波黑。前兩個之所以陷入戰爭或曾經陷入戰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們謀求加入北約。波黑加入與否，對北約整體分量的影響也有限。因此，我認為北約在歐洲方向的擴張幾乎已經走到了盡頭。

第二，無論戰爭結局如何，我認為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之后將鞏固一個“縮減版”的勢力范圍。自蘇聯解體以來，西方在不斷東擴的過程中，對俄羅斯的利益訴求基本充耳不聞。這一次，西方遇到了硬碰硬的阻力。當然，俄羅斯通過巨大的犧牲，有可能鞏固一定范圍內的影響力，但本身也被戰爭削弱了，所以我稱之為“縮小后的勢力范圍”。

問：在軍事現代化和戰略威懾方面，中國從這場烏克蘭戰爭中汲取了哪些教訓？

周波：正如我之前所說，首先，我們需要增加自己的核武庫。第二個教訓，其實已經在最近一次天安門閱兵中體現出來了。你可以看到反無人機系統、激光武器等裝備的亮相，這說明我們并不是在“袖手旁觀”，而是在不斷學習、研究和發展這些新技術，其中一些系統已經列裝部隊。

九三閱兵的先進裝備引發了全球關注

問：鑒于烏克蘭戰爭呈現出長期化的特點，中國應從中吸取怎樣的教訓，以避免臺海局勢升級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沖突？

周波：看看烏克蘭戰爭。俄羅斯最明顯的優勢就是其龐大的核武器。由于俄羅斯常規力量在戰場上的表現并不理想，它多次以不同方式暗示可能動用核武器。比如去年，俄羅斯在戰場上新控制的領土非常有限，但卻不斷提及核武器，原因在于其無法通過常規手段確保取勝，于是通過這種方式發出“半遮半掩”的威脅。

中國從未發出類似威脅。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在臺海使用核武器，因為臺灣同胞是我們的同胞，我們怎么可能對自己的人民使用這種武器？更何況中國大陸已經鄭重承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一點決定了這種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

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防美國在這一問題上鋌而走險。如果我們的核彈頭規模足夠大，美國就不敢認真考慮對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當然，問題在于“多少才算夠”。我的看法是，要把規模增加到一個程度，讓美國永遠不敢把對中國先發制人使用核武器當成選項。

問：在其他方向上，美菲關系持續深化，越南也在擴大近海油氣開發。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海沖突是否不可避免？是否還存在可信的降級和緩和路徑？

周波：如果是指中國與其他聲索國（包括菲律賓）之間的沖突可能性，我認為并非為零，但概率很低。中國與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各國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已共同承諾，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在中菲緊張局勢問題上，恰恰因為中國軍力占據壓倒性優勢，我們總體上可以把局勢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對方也許會試圖制造麻煩，偶爾也會制造一些“事件”，但從整體上看，我們的實力足以穩定局勢。因此，我不認為中國與任何其他東盟國家之間爆發沖突的可能性很高。

真正的危險更多來自中美之間發生類似2001年海南島附近中美軍機撞機事件那樣的擦槍走火的風險?，F在這類風險仍然存在，而且概率不低。五角大樓稱在過去兩年里，中國軍機對美軍機實施了180多次攔截。如果這些數據可信，意味著大約每四天就有一次攔截行動，這樣的高頻相遇確實令人擔憂。

有時我還會想到另一種此前不太被重視的風險：中澳軍機之間是否會發生相撞事故。近年來，澳大利亞在臺海、在西沙群島上空等方向采取了一些中方認為具有挑釁性的行動。澳方反過來指責中國飛行員投放干擾彈，稱它們可能被飛機發動機吸入，從而導致飛機墜毀。而類似的澳大利亞空軍危險逼近中國空域的事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

問：東盟是否有能力在南海問題上發揮有效調解和管控作用？

周波：不，他們做不到。原因在于，其中相當多的國家本身就是南海聲索方，各自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很難真正做到“同聲同氣”。這一點在“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過程中的遲滯也反映得很清楚：之所以談判耗時遠超預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內部都很難達成一致。既然他們本身就是糾紛的一部分，又如何發揮調解者的角色呢？

問：我們再把視線轉向朝鮮半島。美國批準韓國發展核動力潛艇，朝鮮的核計劃又在不斷加速，這些都令東北亞面臨“新核軍備競賽”的風險。在中國對朝鮮影響力有所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如何看待并應對韓國國內推動擁核以及朝鮮的“冒險主義”？

周波：首先，根據韓國國內一些民調，大約有七成受訪者表示支持發展核武器。但我認為，這一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提問方式。如果你先問：“要是我們擁有核武器，第一次核試驗準備放在哪里？”考慮到韓國的人口密度，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然后你再問：“如果中國對此強烈反對，甚至采取制裁措施，我們該如何應對？”最后你再問：“如果美國說，既然你已經有能力自保，那我可以考慮從韓國撤軍，你又怎么看？”如果按照這種方式完整提問，我相信支持率會大幅下降。

我認為，如果特朗普真的下令恢復核試驗，那將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首先，如果美國率先核試驗，俄羅斯也會跟進，這并非我的主觀揣測，普京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都公開提到過。接著朝鮮很可能會效仿，隨后可能是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做了，印度也大概率會跟上。至于中國，該不該跟進進行核試驗，就要由中國政府來決策了。

美國軍控協會前負責人達里爾·金博爾認為，如果美國恢復核試驗，中國肯定也會跟進，因為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他的觀點主要基于導彈與核技術層面，他認為美俄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而中國還需要通過更多試驗來完善。我對這種看法并不完全認同。他暗示中國核武器研發能力不如美俄，但你怎么證明這一點？去年中國試射了一枚洲際導彈，落點在南太平洋，整個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中國核威懾能力正在迅速上升

問：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應如何管控局勢？為防止事態升級并維持有效威懾，中國在核態勢上應做怎樣的調整？

周波：我們要想完全管理好朝鮮半島局勢，其實非常困難。我認為，朝鮮真正想要的是成為一個“擁核的正常國家”。它希望別人把自己視為一個正常國家，只是恰好擁有核武器而已。但只要擁有核武器，根據聯合國及《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定義，你就不是“正常國家”。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至今仍然存在。有時我甚至覺得，朝鮮的一些挑釁行為只是為了吸引世界注意力。

特朗普執政時期，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與朝鮮打交道；而前總統拜登似乎采取了一種“新的策略”，即對朝鮮采取某種“冷處理”態度：“好吧，你愛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為了提醒美國政府“我還在這兒”，朝鮮就時不時發射導彈，甚至有報道稱派人去烏克蘭戰場與俄軍并肩作戰。

中國當然談不上“歡迎”朝鮮的核計劃，否則當初也不會參與六方會談。問題在于，中國不可能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尤其是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國境之外。

問：在中國周邊地區之外，您認為中國維護自身利益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哪里？

周波：這要看你說的是哪一類利益。就經濟利益而言，中國的存在幾乎無處不在，中國的商品、投資和貿易遍布世界各地。

如果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就會引出一個關鍵問題：如何保障印度洋上那些關鍵國際航道的安全？像曼德海峽、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等要道，都關系重大。這也正是為什么自2008年底以來，中國海軍一直在附近的亞丁灣海域執行護航等任務。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保護海外中國公民，尤其是大量分布在印度洋沿岸和非洲各地的中國工人。這對解放軍來說是一項巨大任務。

這也是為什么在我看來，中國需要一支“大海軍”。解決臺灣問題并不只是海軍的工作，即便擁有再多軍艦，也不能單靠海軍來解決臺灣問題。真正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擁有全球性的利益和全球性的責任，而這需要一支更龐大的海軍力量來保障。這就是我們必須建設強大海軍的理由。

問：美國在“世界警察”角色上不斷收縮，這是否為中國在一些地區填補權力真空提供了機會？

周波：不，這種看法不對。我并不認為那里存在真正的“真空”，更多時候，那些所謂的“真空”其實是陷阱。

首先要問的是，美國真的能完全離開這些地區嗎？我對此存疑。美國能真正從中東或歐洲“抽身而退”嗎？即使它想這么做，也很難完全實現。因此，所謂中國可以去填補的權力真空，并沒有多少是真實存在的。

既然中國并沒有想當“世界警察”的野心，而且中國的經濟活動本來就已經遍布全球，那又何必刻意去填補這些所謂的權力真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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