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畫家拋妻棄子遁入空門15年，前妻一句話讓他淚崩還俗，一幅畫賣出1173萬天價

01
2014年，河南永和春季拍賣會的現(xiàn)場，空氣燥熱得仿佛能點燃一張宣紙，拍賣師手中的木槌每一次落下，都伴隨著場下的一陣低呼。
當那幅長卷《轉經圖》被展示在聚光燈下時，整個會場陷入了短暫的死寂，緊接著是更加瘋狂的舉牌。
1173萬，成交。
隨著拍賣師一錘定音，這幅描繪西藏風情的巨作創(chuàng)下了當時的拍賣紀錄，畫中的藏民虔誠而執(zhí)著，每一個線條都透著一種悲憫的生命力。
這幅畫的作者叫史國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更習慣叫他“慧禪法師”。
他曾是身披袈裟的僧人，在青燈古佛前敲了十五年的木魚，他也曾是萬眾矚目的畫壇天才，二十幾歲就名滿京城。
在這兩個身份之間，夾雜著一段關于逃避、救贖、破碎與重圓的紅塵往事。
那個站在領獎臺上光芒萬丈的畫家，曾經是一個在溫哥華的地下室里想過自殺的抑郁癥患者，那個在寺廟里受盡“三壇大戒”皮肉之苦的和尚，曾經是一個拋下發(fā)妻和幼子的“狠心人”。
命運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誕，當他以為切斷了塵世所有的牽掛，就能在佛法中找到藝術的真諦時，一個女人的出現(xiàn)，徹底擊碎了他十五年的修行。
那個女人沒有帶千軍萬馬，只帶了一句話，那句話像是一把鈍刀，割開了他看似堅硬的僧袍，露出了里面那個依然滾燙的凡人心。

02
把時針撥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那時候的史國良，活得像個太陽。
他是中央美術學院的高材生，師從黃胄、周思聰這樣的畫壇巨匠，二十四歲，當同齡人還在為生計發(fā)愁時，他已經成為了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老師。
那是一個屬于藝術家的黃金時代，史國良憑著一支畫筆，畫盡了世間百態(tài)，他的作品在圈子里引起了轟動，無數(shù)的贊譽像潮水一樣涌來。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愛情像一顆熟透的果實，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手里。
在一次校園舞會上，史國良遇到了劉玉梅，那是個眼里有光的姑娘，也是國畫系書記的掌上明珠。
一個是才華橫溢的窮小子，一個是家境優(yōu)渥的“公主”，這樣的劇本在那個年代并不新鮮，但他們的愛情卻純粹得讓人嫉妒。
沒有婚房，學校就在走廊盡頭隔出一間小屋，沒有家具，兩張單人床拼在一起就是家，那時候的北京城，風沙很大，但日子很甜。
劉玉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史國良則一門心思撲在畫畫上，婚后不久，兒子史村出生了，這個小家庭仿佛擁有了全世界最穩(wěn)固的幸福。
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骨子里涌動著一股“走出去”的躁動。
國門打開了，外面的世界像是一個巨大的磁場，吸引著無數(shù)渴望成功的年輕人，史國良也不例外。
他在國內已經拿遍了大獎，甚至獲得了被稱為美術界“奧斯卡”的蒙特卡洛國際美術大獎，“我要成為世界級的大師”，這個念頭一旦生根，就會瘋長。
盡管劉玉梅極力反對，盡管他在國內擁有令人艷羨的地位和鐵飯碗，但史國良還是毅然決然地賣掉了房子和畫作，帶著那點盤纏，只身飛往了加拿大。
他以為那里是藝術的天堂，是通往世界大師的階梯，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那張飛往溫哥華的機票，其實是一張通往地獄的單程票。

03
溫哥華的冬天，冷得刺骨。
到了國外，史國良才發(fā)現(xiàn)，所謂的“藝術天堂”對他來說就是一片荒漠，在國內，他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天才畫家，在國外，他只是一個語言不通、畫作無人問津的非法移民。
沒有人認識黃胄是誰，也沒有人在意中國的水墨畫意境，為了生存，這位昔日的大學教授、畫壇新星，不得不去餐館刷盤子，去街頭給人畫肖像。
巨大的心理落差，像一把錘子，每天都在敲打著他的神經。
劉玉梅帶著兒子后來也到了加拿大，一家人團聚了，但幸福并沒有隨之而來，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劉玉梅柔弱的肩上，她去打黑工，去給人做保姆，那雙曾經只會拿書本的手，變得粗糙紅腫。
史國良看著這一切，內心的愧疚和失落交織在一起，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可怕的風暴——抑郁癥。
他開始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看著窗外陰沉的天空，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跳下去，跳下去就解脫了。
他會在半夜突然大哭，會在街頭莫名其妙地嘶吼，那個意氣風發(fā)的畫家死去了，剩下一個精神瀕臨崩潰的瘋子。
一九九五年的某一天，一位來自臺灣的高僧來到了溫哥華。
星云大師，這位佛學界的泰斗，看著眼前這個憔悴不堪的男人，圍著他轉了一圈，說了一句改變他一生的話：“我看你，怎么看都像個和尚。”
這句話，對于溺水的人來說，就是一根浮木。
史國良覺得自己找到了解藥，他要出家，他要切斷這塵世間所有的痛苦，他要躲進佛門去尋找內心的安寧。
這個決定對于劉玉梅來說，無異于天塌地陷，她哭過，求過，甚至跪下來挽留，但此刻的史國良已經“走火入魔”了，他執(zhí)意要離婚，執(zhí)意要剃度。
在美國西來寺，史國良跪在佛前，頭頂被點燃的香火燙出戒疤，那是“三壇大戒”的儀式，肉體上的劇痛讓他渾身顫抖，但他心里卻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他終于不用再面對那個失敗的自己了。

04
成了一名和尚，法號慧禪。
史國良以為，穿上袈裟就能六根清凈，就能在晨鐘暮鼓中重拾畫筆，但現(xiàn)實再次給了他一記耳光。
寺廟不是避難所，更不是畫室，繁重的課業(yè)、嚴格的戒律，讓他根本沒有時間去畫畫，更讓他痛苦的是，寺里的師父們認為，他畫的那些寫實人物太“入世”，太有“塵俗氣”，要求他改畫蓮花、畫佛像。
這對于一個以現(xiàn)實主義為生命的畫家來說，無異于另一種扼殺。
矛盾再次爆發(fā)，史國良發(fā)現(xiàn)，自己雖然身在佛門，心卻依然在紅塵的藝術中打滾，他不想當一個只會念經的和尚，他想當一個會畫畫的和尚。
一九九七年，史國良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回國。
他穿著僧袍，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這一次，他沒有家，沒有單位，掛單在河北的柏林禪寺，過著一種半僧半俗的生活。
回國后的史國良，似乎真的迎來了藝術上的第二春，他以僧人的視角去觀察世界，去描繪西藏，他的畫作里多了一份悲天憫人的厚重感，市場開始重新接納他，收藏家們揮舞著支票尋找這位“畫僧”。
名利回來了，鮮花和掌聲也回來了。
但每當夜深人靜，脫下那身袈裟，躺在空蕩蕩的畫室里時，一種更深的孤獨會像蛇一樣纏繞著他。
遠在大洋彼岸的西雅圖，還有一對母子在掙扎。
兒子史村，在父親出家那年才十歲，他親眼看著父親剃光了頭發(fā)，穿上了奇怪的衣服，然后拋棄了他們，這種被遺棄的恨意，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少年的心里瘋狂滋生。
二零零一年，劉玉梅帶著兒子回國了。
當史國良滿心歡喜地想要去擁抱兒子時，迎接他的卻是一雙冷若冰霜的眼睛，那個曾經騎在他脖子上撒嬌的孩子，如今染著怪異的頭發(fā)，穿著奇裝異服，看著他的眼神里充滿了仇恨和鄙夷。
有一次爭吵中，兒子對著史國良吼出了那句讓他萬箭穿心的話：“你怎么不去死??！你為什么要回來！”
這一刻，史國良才明白，他所謂的“修行”，是以犧牲親人的幸福為代價的，他修了那么多年的佛，卻連自己最親的人都渡不了。

05
那個曾經溫柔賢惠的妻子劉玉梅，這些年蒼老了許多，她沒有再婚，一個人在國外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她心里有怨，但更多的是無奈。
看到父子倆勢同水火，劉玉梅心如刀絞，她知道，兒子的叛逆是因為缺愛，是因為內心深處對父愛的渴望扭曲成了恨。
二零零六年的一個午后，劉玉梅找到了史國良。
她看著眼前這個依然穿著僧袍的男人，眼神里沒有責備，只有疲憊和懇求，她說：“國良，回來吧。兒子需要父親，這個家需要你。你修佛是為了普度眾生，難道我們娘倆就不是眾生嗎？”
這句話，像一道驚雷，劈開了史國良混沌了十五年的心。
是啊，何為慈悲？如果連身邊人的眼淚都視而不見，去談什么普度眾生？何為修行？如果連做父親、做丈夫的責任都盡不到，穿這身袈裟又有什么意義？
在那一瞬間，史國良突然醒了。
他意識到，自己這十五年的出家，其實更像是一場漫長的逃避，他逃避了家庭的責任，逃避了現(xiàn)實的壓力，躲進佛門尋求所謂的安寧，而現(xiàn)在，是時候回家了。
二零一零年，五十四歲的史國良正式向組織提交了還俗申請。
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罵他六根不凈，有人笑他把信仰當兒戲，面對這些非議，史國良只說了一句話：“我不是一個好和尚，但我想做一個好父親。”
脫下袈裟的那一刻，史國良淚流滿面，他失去了一個法號，卻找回了“史國良”這個名字，找回了“父親”和“丈夫”這兩個沉甸甸的角色。
回歸家庭后的史國良，用加倍的愛去彌補對妻兒的虧欠，他手把手教兒子畫畫，陪妻子買菜做飯，那個曾經滿身是刺的兒子，在父親的陪伴下，慢慢卸下了防備，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方向。
從佛門回到紅塵，史國良的畫筆變得更加沉穩(wěn)有力，他不再追求虛無縹緲的境界，而是把對生命的感悟、對親情的理解，全部融入到了水墨之中。
那幅賣出1173萬天價的《轉經圖》，正是他這一時期心境的真實寫照，畫中那些轉動經筒的人們，求的不僅是來世的福報，更是今生的安寧。
史國良用十五年的時間，繞了一個大圈，從紅塵走到佛門，又從佛門回到紅塵，他終于明白，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古寺，而在柴米油鹽；真正的佛法，不在經書卷軸，而在對身邊人的責任與愛護之中。
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對于現(xiàn)在的史國良來說，畫室里妻子的嘮叨聲，比晨鐘暮鼓更讓他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