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高校擴招內幕：部長提百萬，司長當場跳起

1999年6月2日上午，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至立把發展規劃司司長紀寶成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國務院決定要進一步擴大高校招生。

“很吃驚”的紀寶成忙問擴招多少，聽到“要比去年增加100萬人”時，他“一下子跳了起來”，說這“絕對不可能”。最終，1999年全國擴招了47%，比原計劃增加超過50萬人。

26年前那個夏天的決定，塑造了今日中國高等教育的模樣。那一年，高考錄取比例達到百分之幾十，而在上世紀70年代末，這個數字還只是個位數。

1999年的高校擴招成為“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教育政策之一”。但決策過程背后是一系列復雜的因素：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國企改革的陣痛、加入WTO前夜的人才需求，以及億萬家庭對子女上大學的渴望。

時任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的陳至立曾親自主持調研，為擴大招生做準備。決策在緊急狀態下進行——6月2日下午召開司務擴大會議，4日上午召開部長辦公會，7日教育部黨組會議研究方案。

在擴招前，中國高等教育長期處于精英階段。1980年毛入學率僅有1%左右，1990年也只提升到了3.4%?！翱即髮W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p>

計劃經濟時代的高等教育體制由政府完全包辦——包招生、包專業設置、包分配工作。這樣的體制下，大學難以大規模擴招。

同時，財力也嚴重制約了高等教育發展。高校辦學完全依賴政府撥款，校舍、師資、設備、圖書樣樣需要大量經費，國家“根本供不起那么多大學生”。

高校擴招的決策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織。首先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通過加大投資和擴大內需來刺激經濟。

高校擴招帶動的基礎設施建設，正是投資的重要方向。學生規模擴大帶來的教育消費，也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力量。

是為了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1998年，我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在1600萬人左右。擴招相當于把年輕人就業時間推遲3到4年，為下崗職工騰出了就業機會。

高等教育本身成為勞動力培訓和儲備的“蓄水池”。

此外，國家需要高素質人才應對經濟發展和加入WTO后的挑戰，以及通過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為推行素質教育創造條件。

巨額經費從哪里來？這是一個關鍵問題。中央連續4年通過國債資金投入120多億，同時帶動地方政府和部門投入150多億。

更創新的做法是引入社會資金。高校擴招后最緊迫的問題是公寓、餐廳等后勤設施嚴重不足，全部由政府承擔不現實。

將這些設施改為社會化運營，引入社會資金修建，再向社會開放經營管理權，成為當時的重要資金來源。

同時，進一步推動民辦高校發展，減輕國家財政壓力，增加教育資源供給。

決策效果立竿見影。從1998年至2007年，普通高校當年招生數從108萬人增加到566萬人，高等教育總規模由780萬人飆升到2700萬人。

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15%，這標志著我國邁進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大學教育從精英階層走向尋常百姓家。

全國各地新建擴建校區，1999至2002年四年間，新建的學生公寓和食堂面積超過了新中國成立到1999年50年建設面積的總和。

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進入大眾化階段后，高等教育質量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張力逐漸顯現。

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言，“走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道路，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在速度上應該“適度超前”，不能過快也不能過慢。

他特別指出，精英教育機構不應當來承擔大眾化的任務，因為兩者的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完全不同。

時光流轉至今日，中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新階段。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2025年宣布，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從2012年的30%提升至60.8%，進入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

教育政策的重心已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

2026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要“適應國家和區域重大戰略需求，持續優化高等教育結構布局，分類推進高校改革”。

放眼全球，高等教育面臨共同挑戰。美國《2026年高等教育格局報告》指出，經濟不穩定、人口變化和人工智能正在推動高等教育發生根本性變化。

報告特別提到，隨著傳統適齡本科生數量達到峰值，成人學習者、轉校生等非傳統學生群體成為新的增長點。這與我國面臨的學齡人口變化有相似之處。

同時，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教學和學習過程，這要求高校將AI素養融入課程體系。

2026年初，全國各地高校負責人齊聚北京，共商教育強國建設大計。會議明確提出要“推動新增高等教育資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區傾斜”。

從高校擴招到如今的“雙一流”建設，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那些曾被稱作“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如今已成為國家建設各條戰線上的普通勞動者。

當年擴招打開的“優美的闕口”，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更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儲備了豐富的人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