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死亡人數已經突破3000，暴力機器與社會契約的極限博弈

當伊朗官方媒體開始以“烈士”為傷亡定性，并宣布為安全人員舉行大規模葬禮時，這標志著這場始于經濟危機、演變為政治動蕩的社會風潮，已經正式進入了最殘酷的“存量消耗”階段。

目前，各方渠道匯總的死亡人數已逾三千。這個沉重的數字不僅是社會動蕩的注腳，更折射出德黑蘭正面臨1979年以來最嚴峻的合法性挑戰。

我認為，當前的局勢并非單一因素的爆發，而是軍事、經濟與外交三方壓力的深度共振。

威懾體系的坍塌：過去一年，隨著地區代理人武裝的持續受損，德黑蘭長期倚重的“非對稱威懾”外殼已被削弱。當外部屏障無法有效緩解壓力時，政權不得不將戰略重心轉回國內，通過高壓手段對沖內部風險。

經濟契約的斷裂：里亞爾的崩潰與惡性通脹，徹底摧毀了中產階級與底層商販的最后安全感。當社會契約中的經濟保障條款失效，民眾的訴求自然會從“生活改良”轉向“結構重組”。

權力邏輯的固化：盡管民間抗議規模空前，但伊朗的核心權力結構——即由革命衛隊、情報部門構成的強力機構，依然保持著極高的忠誠度。這種忠誠并非僅源于意識形態，更多是基于利益的高度捆綁。

通俗點說，現在的伊朗就像一架在高空遭遇極端天氣、發動機嚴重受損的客機。機艙內的乘客已經因為極度恐慌和不滿開始沖擊駕駛室；而機組人員不僅握著操縱桿，更持有武器。

對機組人員而言，這不再是一次航線選擇的爭論，而是關乎生死的存亡之戰。他們深知，一旦駕駛艙失守，自己將失去所有的豁免權與生存資源。

因此，即便機身已經傷痕累累，他們依然會不計代價地動用暴力手段來維持控制。可見，決定飛機最終命運的，可能不僅僅是機艙內抗議的聲浪有多大，而是那些手持武器的乘務員，在什么時候會意識到維護這個“機組”的個人代價已超過了收益。

目前的局勢處于一個極其危險的平衡點。一方面是民眾“無所畏懼”的意志，另一方面是體制“不設上限”的鎮壓。我認為，單靠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在面對一個組織嚴密、擁有完整暴力機器的利維坦時，其邊際效應是遞減的。

真正的變局往往發生在體制內部出現裂痕的時刻。當外部的外交封鎖與內部的財政枯竭達到臨界點，導致強力機構的供給側出現斷裂時，這種看似穩固的忠誠才可能發生松動。

目前，國際社會尤其是美以同盟的介入，正在加速這種外部壓力的積累。

如果這種結構性的壓制邏輯不改變，德黑蘭或許能通過武力暫時平息街頭的火光，但卻無法修復已經徹底崩塌的民心基石。

這場動蕩究竟是中東格局重塑的前奏，還是又一次血色循環的開始？我會持續為您跟蹤德黑蘭局勢的底層異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