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放映內部電影，江青參演的電影引爭論，鄧小平：以后不要放

1961年8月14日，北京夜色悶熱。中南海西樓燈光忽明忽暗，放映機的轟鳴聲在走廊里回蕩。對于住在甲級區域的干部和家屬而言，這臺“每周必到”的電影，幾乎成了緩解高強度政務的唯一方式。買票、排隊、驗票，一套流程雷打不動，票價還是老規矩：一場兩角，兩場三角。沒有人能例外，連毛澤東若來，都得交錢。

西樓之所以熱鬧，與它放映的“內部電影”有直接關系。這類拷貝稀缺、帶著編號的膠片，市面上見不到。來源大致分四路：電影局送審拷貝、中影公司購得的外片、中國電影資料館交換的紀錄片，以及建國前上海、香港遺存的老片。對不少機關干部來說，每次入場都有拆盲盒的驚喜感，不知道下一卷膠片里會出現怎樣的世界。

放映組的日子并不好過。影片總量有限，一到月底就為“排片表”發愁。新片趕不上，就得從資料館翻舊片，或者請外交部翻譯在場做口譯。觀眾卻興致高昂，外交口音再重也愿意聽?！笆裁炊枷腴_開眼”，這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常掛在嘴邊的話。兩人幾乎每場必到，經常邊看邊壓低聲音討論情節，從國際局勢聊到農業生產。

爭議往往伴隨熱度而來。1963年春，一部名叫《早春二月》的新片擊中不少干部的審美——細膩、文藝、演員陣容豪華，座無虛席。然而不到兩周，就有人貼出小字報，指責影片“宣揚小資產階級情調”，放映被迫停下。為了厘清是非，周恩來親自抽空看完了全片，同導演促膝長談，這才算給創作團隊吃下一顆定心丸。

真正讓西樓放映室氣氛“降到零度”的，是那部30年代上海舊片。膠片盒上的紙條寫著“藍蘋主演”，放映員還沒反應過來。影片開頭，字幕打出“藍蘋飾××”，懂行的人瞬間意識到，這就是后來改名為江青的那位。銀幕里，她扮演一個追求名利的交際花，舉手投足盡顯浮華。黑暗中，不少人窘得咳嗽連連，卻不好提前退場。

電影放完，燈光亮起，眾人面面相覷。王光美低聲對身邊的服務科同志抱怨：“事先真不知道片子內容?！痹捯羝螅髲d瞬間安靜。場面半僵，鄧小平拍了拍手臂上的灰塵，打圓場：“都散了吧，回去休息！以后不要放這個片子了?！币痪漭p描淡寫，既給放映組臺階，也讓眾人松口氣。事件就此封存，沒有再起波瀾。

其實，中南海里看電影的傳統可追溯到延安。延安時期的露天投影儀，伴著知青們用汽燈照亮的夜晚，一直延續到建國后。到1950年代，中南海內部形成了兩種固定文娛：春藕齋、紫光閣的舞會與西樓的電影。舞會每周三、周六舉行，朱德守著七點半準時起舞，毛澤東則夜里十點才出現；電影則更自由，誰都能來，只要手里握著那張小票。

放映室偶爾承擔更機密的任務。例如1964年12月，中國首次原子彈爆炸的紀錄片被運至西樓，幾名解放軍武裝干部全程護送。影片開始后，工作人員必須退場，只留下中央高層。類似的“工作片”還記錄了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改造過程，也只有極少數人見過。透過這些影像，領導人能夠直觀掌握國內外形勢，再去做決策。

要說最懂電影收藏的，還是毛澤東。他的住處豐澤園與含和堂僅隔一墻，后者被改成小型放映室。毛澤東會自掏腰包拷貝《羅密歐與朱麗葉》《基督山復仇記》等經典，節假日干脆邀請工作人員、孩子一起圍著看。到了70年代，他對香港動作片也有興趣，據說連李小龍的《猛龍過江》都看得津津有味。

周恩來看電影，則更像在做功課。1969年，美國阿波羅11號登月紀錄片剛完成譯制，他立即組織科教口負責人集體觀看，并在討論會上點出“科技實力決定談判地位”的現實意義。1962年，他還陪同鄧穎超赴長春電影制片廠視察，希望在譯制片減少的背景下，國產片能扛起大旗。

領導人對電影事業的關懷不僅停留在“看”的層面。1958年，毛澤東到長春制片廠考察，對布景里的假樹皮頗感興趣，笑言：“拍電影嘛，允許弄虛作假?！币痪渫嫘?，卻透露對藝術創作的包容。此后十幾年，多部現實題材力作正是在政策扶持下誕生，成為今天影史的里程碑。

回到西樓放映室，膠片時代的光影早已結束，機房里舊放映機的金屬聲也已成往事。但那一張張兩角錢的電影票，仍折射出新中國早期政治生活的獨特側面：沒有特權、制度先行，哪怕是一晚上的娛樂，也強調規則。鄧小平那句“以后不要放”，既止住了可能的尷尬，也沿襲了這份規矩。倘若沒有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歷史的紋路會少幾分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