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官至國軍中將，赴臺后被蔣介石下令槍斃，83年被追認為烈士

1983年4月，濟南英雄山烈士陵園迎來一次不算熱鬧卻頗為罕見的追悼儀式。一塊印著“革命烈士李玉堂”字樣的青石碑靜靜豎起，參加儀式的老兵里有人悄聲嘀咕：“這李將軍，當年可差點守住海南島。”一句輕聲感慨，把記憶拉回半個世紀前。

1899年，山東濟寧微山湖畔還是漁火成片的景象。李玉堂出生于此，家里以行船維生，日子清苦。少年李玉堂常隨父巡湖，夜里看星辨位練就的好眼力，后來成了射擊第一名時的底子。1924年初春，他趕赴廣州，順利考入剛剛開辦的黃埔軍校一期。那一年他25歲，同班同學里還有比他年長五歲的李仙洲、比他年少五歲的李延年，這三位后來被人并稱“山東三李”。

黃埔一期的課程緊湊——步兵戰(zhàn)術、爆破、指揮、政治教育穿插進行。周恩來時任政治部主任，課上點評犀利；學員早晚操之間，李玉堂曾被周恩來提問：“射擊教學里最該注意什么？”李玉堂立正回答：“靜心與穩(wěn)準。”這一幕，有同期學員多年后回憶時仍贊他思路清晰。1926年北伐打響，李玉堂隨第四軍出師湘贛。戰(zhàn)場實際考驗比課堂更殘酷，他在汀泗橋一役率連攻占山頭，被上級記大功一次。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李玉堂任第12師副師長，1938年武漢外圍保衛(wèi)戰(zhàn)，他負責漢水一線掩護部隊轉(zhuǎn)移。日軍炮火摧枯拉朽，師部連續(xù)換了三處洞穴指揮，他身邊的通訊員換了三批，仍沒丟過一條情報。因為傷亡慘重，武漢失守已成定局，能把七成官兵帶回就已不易。蔣介石聽取戰(zhàn)況，給他記了乙種勛章。那一年，他39歲，肩章兩杠四星，已是少將。

勝利曙光乍現(xiàn)的1945年秋天，李玉堂又接到調(diào)令：升任國民黨第一兵團第二軍副軍長兼第21師師長。抗戰(zhàn)中積累的威望讓他升遷順理成章，可時局已然風雨欲來。山河未定，人心先搖。許多舊日同學已在解放區(qū)混跡，也有人悄悄往香港、東南亞謀退路。李玉堂卻把妻兒送回濟寧老家，獨自一人奔赴南方前線。

1948年到1949年初，他被派駐海南島，統(tǒng)轄十余個團的混成兵力。海南島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環(huán)海一面隔瓊州海峽，既是屏障也是孤島。華南分局策反小組認為，若島上主力愿意起義，解放軍可省下一場硬仗。于是秘密聯(lián)系李玉堂。接觸人選是他舊識馮某，一次在海口郊外騎馬巡邏時，馮某低聲遞紙條：“老李，時局已明，你我識大體。”李玉堂捏著那張薄紙，一言未發(fā)。

策反談判持續(xù)數(shù)周，雙方設定了三點共識：一、保存實力；二、待渡海部隊逼近時起義；三、保證島內(nèi)百姓安全。李玉堂私下答允，但提出唯一條件：必須有總部明文電示為憑。1949年12月，第四野戰(zhàn)軍十五兵團開始準備強渡瓊州海峽。遺憾的是，因海峽風急浪高、通訊受阻，廣州發(fā)出的致李玉堂密碼電一直沒能送達。沒有信號，他選擇按兵不動。短短兩個月，戰(zhàn)局風向劇變。1950年4月，林彪、鄧華的部隊登陸，一舉突破榆林港。李玉堂見大勢已去，率部撤向海口港，上船北撤，終被國民黨運到臺灣。

抵臺后他自覺功不可沒：一方面保存了原建制，另一方面沒有在攻防中給蔣介石添麻煩。誰料情況恰恰相反。彼時臺灣島內(nèi)人心惶惶，蔣介石對“海南失守”怒火難平，急需替罪羊。島上情報部門很快將矛頭指向李玉堂，理由是“私通共黨”。更雪上加霜的，是策反名單上的幾張簽名照片落入保密局之手。1951年9月，臺灣當局以“通匪、叛國”罪名將李玉堂收押。軍事法庭審理僅持續(xù)三日，第三天深夜宣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

1949年陪同李玉堂抵臺的秘書張某留下簡短回憶：“宣判那晚，李將軍聽到槍決決定，只問了一句——‘可否留信家鄉(xiāng)？’值班軍官搖頭。他沉默十秒，自取毛氈寫道：‘懇念勿怨，忠義兩難全。’”同年10月11日凌晨，臺灣桃園公墓邊的一處靶場槍聲三響，中將李玉堂終年52歲。

與他同為“山東三李”的另兩位命運截然不同。李延年因平潭島戰(zhàn)敗獲刑十一年，1970年代末在臺凄涼病逝，終年70歲；李仙洲則于1947年孟良崮戰(zhàn)役被俘，關押功德林，1960年獲特赦后返鄉(xiāng)頤養(yǎng)。因為沒有去臺灣，反倒笑到最后。命運無常，在三個人之間上演極端寫照。

“有沒有后悔？”——李玉堂被捕前幾小時，保密局預審官冷冷發(fā)問。據(jù)參與記錄的隨從透露，李玉堂回答：“軍人苦樂在沙場，悔不悔由后人評。”這句話后來通過各種渠道流傳，真假難辨，卻頗合他一生的行事風格：不多辯解，不輕許諾，說出口的事就按章程做到底。

李玉堂死后留在大陸的家屬本以為此生再無波瀾。轉(zhuǎn)機出現(xiàn)在20世紀70年代末。解放海南島的參與者、原15兵團某部參謀劉某，一次在戰(zhàn)爭回憶座談會上提到：“當年島上確有一位李將軍暗中表示愿起義，如果他接到電報，我們可能少犧牲不少人。”這番說法引起山東省民政部門注意，后來中央有關檔案佐證策反報告確有其事。經(jīng)過層層核實，追認烈士的申報文件報至國務院。1983年1月，國務院民政部函復山東省，同意追認為革命烈士。

追認烈士需符合三條硬指標：一、在民族獨立或人民解放事業(yè)中作出貢獻；二、死亡原因與革命活動相關；三、有可靠材料證明。李玉堂在北伐、抗戰(zhàn)中受嘉獎多次，海南島時期雖未起義，但配合談判、未火并友軍；赴臺被處決，官方認定“因堅持革命立場受敵人迫害”。這些資料拼起來，終于讓一方青石碑有了合法出處。

碑文揭幕那天，一位須發(fā)皆白的老人輕撫碑面，喃喃一句：“哥哥，你回家了。”老人名叫李玉坤，乃李玉堂胞弟，早年在天津碼頭做搬運工。因戰(zhàn)亂兄弟分離三十余載，沒想到在烈士陵園再見親人姓名。他帶來的一只破舊牛皮箱里，裝著兄長少年時用過的羅盤。有人勸他將羅盤捐給博物館，他搖頭，道：“留給后人自家看，別揚名，也別遮羞。”

值得一提的是，李玉堂被追認后，山東省檔案館集中征集相關實物與口述。負責征集的年輕干部事后感嘆：“當年國民黨中將至此半句不留，幾十年過去，反而成了烈士。”一旁老檔案員打趣：“歷史擺蕩，總要還債的。”

李玉堂之所以沒像個別投機人物那樣在歷史夾縫中逍遙，根子在個性。他身上的山東兵痞性與書生氣并存。打起仗來敢沖鋒，平時卻性情耿直，愛跟政訓處頂嘴。1927年武漢分校演習時，他曾因訓詞里一句“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發(fā)問：“若命令違背國法與良知怎么辦？”教官啞口無言。有人笑他斗膽，他只聳聳肩。

抗戰(zhàn)初期，蔣介石授予李玉堂一座三等寶鼎勛章，外加五萬大洋。想不到他把錢悉數(shù)撥給隨營醫(yī)院，用作傷兵購藥。多年后李玉堂的長子回憶家境：“父親從沒把錢帶回家，母親賣繡活撐日子。”這種行事風格，在國民黨高官里并不多見，也促成后來山東省政府認定其“操守廉潔”。

海南島起義未果，讓李玉堂心里留下永遠的疙瘩。隨行醫(yī)官姜某在日記中記錄1950年2月一次午餐情景。那天海口久雨初晴，李玉堂夾了口咸魚，忽然喃喃：“若那封電報早點到，島上百姓不至于再挨這一場戰(zhàn)火。”姜醫(yī)官沒有接口，只聽他嘆氣。以后他再沒提起。“人到窮途，往往只想一樁心事。”姜醫(yī)官寫道。

在臺灣被捕后，他本有機會求情。有人暗示，只要寫“悔過書”承認跟共黨密謀，即可改判無期。但李玉堂拒絕。他對看守說：“上戰(zhàn)場為信義，下戰(zhàn)場為節(jié)操，兩頭都棄，那不是人。”全案留檔顯示，正是這份倔強讓蔣介石一怒之下批準死刑執(zhí)行報告。

槍聲過后，他的遺體被草草掩埋。直到1965年，當?shù)匾粓龉惯w移，無名尸袋里翻出一張銹蝕軍牌，上刻“李玉堂，山東濟寧”。有人想將其并入忠烈祠，負責人考慮到“叛逆”身份，作罷。軍牌輾轉(zhuǎn)落入民間收藏，1979年由臺灣學者周某帶至香港學術會議展示，才引來大陸方面注意。幾經(jīng)奔波，1982年秋，軍牌回到濟寧，并成為烈士追認的重要物證。

試想一下，如果那年通訊順暢，海南島提前起義，李玉堂或許會像董其武、陶峙岳那樣脫下舊軍裝，把新軍裝穿在身上，從此安度晚年。他卻在時間縫隙里失足，成全了歷史的另一種走向。世事真的很難黑白分割，往往一步早一步晚，便是兩條絕然不同的歸宿。

83年的青石碑靜靜立在山腰，兩側(cè)松濤陣陣，陽光透過枝葉灑在碑面，“李玉堂”三個字閃著細細的光。老兵們各自散去，山路恢復清寂。碑前的小青松剛栽下不久，風吹過，針葉摩挲，沙沙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