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一個階級分明的季節

電影《共同的語言》

在冬天，人們對貧富差距的感知尤其明顯。

經濟條件好的人，可以把暖氣從秋天開到春天，而不用擔心高漲的暖氣費。囊中羞澀的人呢？也許不會挨餓，但多少會受點凍，像暖氣開幾度、厚外套怎么買、要不要添被子，免不了多計較。

有網友引用了王梆在《貧窮的質感》里的文字，說，冬天是一個階級分明的季節。

在王梆筆下，英國冬季的寒冷像一把尖刀，扎進窮人的衣食住行，劃開他們勉強維持的體面。在網絡熱議“斬殺線”時，我們也借著異國的經驗，去思考“貧困”本身的問題——最近天然氣價格不僅帶動著歐洲的神經，對河北農民來說也是嚴峻的考驗，他們一邊被嚴令禁止燒煤，一邊面對著比北京更高的暖氣費。

“窮人不是貧困的罪魁禍首，而是它的產物。”今天，單讀分享《貧窮的質感》的節選，透過英國社會的冬日貧困，體會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如何分配人的尊嚴。

貧窮的質感（節選）

作者：王梆

五

英國對我這種亞熱帶物種來說，簡直就是西伯利亞，寒風從不歇息，冬天也從未離席——就算它真的起身告辭，它坐過的地方，床也好，凳子也好，公園里的長椅也好，草地也好，都是冷颼颼的，且長滿了細密的冰錐。當然我這樣講，那些一出太陽就恨不得加入天體運動的英國人肯定要恥笑，但英國的寒冷，好比日本刺身廚刀對秋刀魚的凌遲，確是一絲不假。

沒有暖氣么？當然有，沒有的話會死人的，可恨的是燃料公司一到冬天就開始漲價，大雪前后能漲到埃菲爾鐵塔的高度。富人家，比如那種有前院停車場和后庭大花園的，等不及 10 月就擰開了暖氣。“人不怕冷，貓也是怕的。”這些人辯解道。這些人一整個冬天都只穿短袖和開司米外套，洗衣房里的衣服，不但干爽柔軟，還散發著一股仙境的幽香。而窮人家因為不太舍得開暖氣，房間里的濕氣撞上墻上的霉斑味，再裹挾油煙和剩菜味，攪成一團，在穿了幾百遍的纖維里發酵，汗衫也好，睡衣也好，總是怎么晾也似乎干不透，飄著一股濃郁的異餿。

表面過得去的人家也不敢全天開暖氣，尤其是在沒有液化氣只有電暖的地區，只有在凌晨到清晨電費減半時儲熱，白天使用。這種 V.S.奈保爾時代的電暖，效能極低，下午 3 點后就開始自暴自棄，逼著主人把自己穿成木蘭出征。

冬日外出，就更冷了，膝蓋結冰，腳趾生疼，恨不得躲進促銷小哥全副武裝的小黃人行頭里。這么冷的天，安·奎恩（Ann Quinn）是如何度過的呢？安·奎恩 50 多歲了，自 2015 年 6 月就和她的小狗“香奈兒”（Chanel）住進了一輛舊轎車里。副駕座上擱著一只塑料小天使，后座堆滿了她的全副家當——衣服、廉價首飾和洗漱用品。

時間穿過云中隧道，進入了 2017 年，即我來到英國的第七年。此時我已告別了每天可以射下幾千次飛機的豪恩斯洛西部（這里距離希思羅機場不到 20 公里），并和一位英國詩人結了婚。我們在鄉下租了一塊菜地，過上了“自耕農”的瘋狂日子。學習“自律”，吃低糖食品和不打農藥的瓜菜，并不等于就徹底忘記了貧窮的質感。貧窮依然是一顆砂礫，住在我的眼睛里，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細。2017 年初，我加入了當地的食物銀行（Food Bank）。我們的工作是四處收集募捐食品，并把它們分配給饑腸轆轆的人。

安·奎恩是食物銀行的常客，經常拄著拐杖，夾著小狗進來。手臂一松，小狗便從她懷中跳出，伸長脖子，警覺地嗅著塑料袋里的食物。它們通常是罐頭黃豆、罐頭青豆、午餐肉、意大利面條、大米、盒裝牛奶和袋裝餅干等等。沒辦法，由于神經過敏的食品儲存和安全條例，英國食物銀行無法接受新鮮食品的捐贈。

安·奎恩不一定來領取食物，她在餅干碟和茶水旁左顧右盼，有時只是為了找人說說話，或者找個地方取暖。她之前是威爾士王妃醫院（The Princess of Wales Hospital）的護士，因精神疾病和肢體勞損失去了工作，申請不到殘疾人救濟金，據說又被卷入了誤領救濟金的官司，除了每月 317.82 英鎊的失業補助，一無所有。在單間月租金至少 400 英鎊的小鎮里，她除了一輛破車，便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藏身之所。

電影《住貨車的女士》

“你在哪兒洗漱？”我問。

“公廁唄！”她慘淡地答道，“哪有什么洗漱？隨便洗下臉就算了。”

鎮上的公廁下午5點就關門了，游泳池有洗漱間，但一張泳票要 4.5 英鎊，我沒敢繼續追問。

“做飯呢？”我又問。

“哪有什么飯做？面包之類的速食隨便打發一下就算了。”

我說：“你英語很正，有沒有想過去其他國家教英語？”我告訴她，連我這種二手英語都在老撾教過。“你可以去泰國，去老撾！不必在這里挨凍，那些國家氣候溫暖，陽光燦爛，你完全可以重新開始。”她笑了，露出一口不齊的牙齒，眼睛開始冒光，我繼續鼓動，“你還可以帶上你的小狗！”

她趕緊抱起了她的小狗：“嗯，那是肯定要帶上的。沒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

安·奎恩沒有去亞熱帶教英語，我們機構的地區經理說我的建議“挺有趣”卻不切實際。

2018 年立春，北極寒流襲擊整個英國，雪沙被颶風吹向空中，形成一只只白色的巨大旋渦，汽車蓋著雪棉被，連鳥兒都只敢壓著地面或屋檐低徊。像安·奎恩那樣無家可歸的人，比 2010 年，即我來英國的第一年翻了一倍。BBC 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布的數據是 250000 人，這只是在英格蘭。為無家者而設的“避難所”（Shelter）2017 年發布的數據是 307000 人，包括了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其中倫敦最高，超過了 150000 人。在所有的無家可歸者當中，有 4134 人長期露宿在大街上，在雪地上鋪一層塑料袋，野狐似的蜷縮在人行橋洞底下或超市門口。每當氣象局發出紅色警報，教會和各種慈善機構的人員便紛紛出動，四處搜索著這些瀕臨絕望的人。

就算頭上罩著幾片瓦，也不見得就能打過那些冬神指派的拳擊手，它們的拳頭是一團團乳白色的冰冷水汽，沉甸、黏糊、猝不及防地攻擊著這片昂貴的土地。

有一天，我們那一區的女警官蘇·勞克（Sue Loaker）撬開了一戶人家的房門，里面沒有電，冷得像個藏尸窖，地上全是垃圾紙盒，墻壁和天花板一片煙熏火燎，像剛經歷了“二戰”。原來因為交不起電費和燃氣費，又沒有壁爐，那戶人家只好在地板上燒垃圾取暖。高挑健壯的蘇警官便開始馬不停蹄，四處游說，力圖解決“燃料貧困”的問題。在一個寒冷的夜晚，蘇警官把我們那一區食物銀行的所有成員召集在一起。“不僅是燃料貧困，”她站在一間凍得發藍的教堂里說道，“還有‘廁紙貧困’和‘衛生巾貧困’……有一次我們警局接到報案，一個女中學生偷了一盒衛生巾。”她頓了頓，努力按捺住激動的情緒：“一盒衛生巾！我想請在座的各位想一想。”

蘇警官因此開設了一個叫“基本用品”（Essentials）的收集站，和食物銀行等機構合作，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燃料費、衛生紙和衛生巾。

六

在所有形容“貧窮”的英文詞匯里，我覺得“dirt poor”這個詞最貼切，因為“灰塵是最勢利的，當你衣著光鮮它退避三舍，當你破衣爛衫它就從四面八方猛撲而來”（喬治·奧威爾語）。一個人怎么會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除了那些一夜之間賭光祖墳的富家孽子，“博根計劃”（The Borgen Project，美國非政府組織，旨在消除全球貧困，反對貧富分化）給出了五個答案：歷史成因（比如被壓迫和剝削過的殖民地）；戰爭；國債；歧視帶來的資源分配不均；環境惡化和自然災害。

在我看來，這五大原因里面最刺眼的是“歧視帶來的資源分配不均”。在英國，性別歧視造成全職工作的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比全職工作的男性少 9112 英鎊（數據源自《獨立報》，2018年1月17日）；在美國，種族歧視造成黑人男性員工平均每小時的收入只相當于白人男性員工的 70%（數據源自美國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經濟研究（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search），2017年9月5日）；對猶太人的歧視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或更早之前，一直持續到“二戰”前后；對殘疾人的歧視則令德國人在毒殺猶太人時，也迫害了成千上萬的同胞，僅一個哈達馬爾（Hadamar）精神病醫院就利用毒藥和“熬到營養完全蒸發的稀湯”殺死了近 15000 名“不夠健康”的德國公民。歧視鏈無所不在，對貧農的歧視，對體力勞動者的歧視，對性工作者的歧視，對 LGBT 人群的歧視，對流浪者的歧視，對衰老的歧視，甚至連“顏值”也被納入歧視的范圍……而貧窮幾乎可以說是各種歧視混雜的產物，像一條“融匯百川”的臟河，貫穿著人類的整個文明史，以致一早就被亞里士多德稱為革命和罪惡的根源。

電影《當幸福來敲門》

為了反對歧視和歧視帶來的貧富分化，歐洲自“二戰”后便建立起一整套稅收和福利制度。戰后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幾乎都是它的受益者，低收入者不但可以租住政府廉租房，他們的孩子課間會分得一杯牛奶和一勺魚肝油，還有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失業救濟和全民醫療保險。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擁抱它，那些壟斷全球經濟的資本家、財團及其門下政客，咬定“貧窮是自身之過”，多年以來一直在想方設法地瓦解這套體系，比如賣掉政府廉租房，實行緊縮政策，將水、電、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私有化，用類似于中文的“嚇尿體”進行媒體轟炸等，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從金錢和道德壓力下脫身。

我的一位英國朋友，原本在瑪莎百貨（M&S）工作，不幸撞上了實體店打不過全球網購店的時代。瑪莎在 2016 年就開始大面積裁員，2018 年又將關閉 14 家超市，炒掉 468 名員工，他屬于 2016 年被裁的那批。失業近一年后，積蓄和裁員賠償金全部用光，新工作沒有著落，每月還要付近千英鎊的房貸（感謝炒房集團）。妻子為了照顧三個年幼的孩子（感謝昂貴的托兒費），尚未有機會工作。雙方爹媽皆不屬于財勢階層，且早已退休。于是他找了一份貨車司機的工作（“零合約”），工資不夠付房貸。

若按最壞的邏輯推理他的處境，畫風估計是這樣的：賣掉供了不到兩年的房子，租房并靠所剩不多的賣房款生活。銀兩耗盡后仍未找到工作，被房東趕出來，只好申請失業住房津貼和失業補助金。由于原來的廉租房都已差不多賣光，為富不仁的政客們根本不想再建什么“廉租房”，導致等候政府安排住房的人數超過了 104000 [1]。為了不露宿街頭，只能拖家帶口投靠父母，七個人擠在兩居室里。

終于，他奇跡般地等到了一片瓦，被告知在蘇格蘭某個窮鄉僻壤（因為那里的房租比較便宜），當然不去也得去。安頓好妻兒，每日開車去 20 英里（1 英里約合 1.61 千米）外的就業中心準時報到，被迫囫圇吞棗地填各種表，結果發現就連“撿狗屎工”都有 1000 人應聘。某日汽車爆胎，他未能準時到達就業中心，便被硬生生地停了救濟金。沒米下鍋，只好走進了食物銀行。孩子在饑寒交迫中長大，躋身大學的可能性降低，即使被錄取也支付不起一年 9250 英鎊的學費 [2] ，匆忙涌入打工浪潮，萬般努力卻只換來“零合約”，他們的孩子，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貧二代”——這個原本還算中產的家庭便落入了“dirt poor”的境地，并從此被“世襲貧窮”（Generational Poverty）纏身。

英國《衛報》記者斯蒂芬·阿姆斯特朗（Stephen Armstrong）走訪全英，將很多這樣的“dirt poor”人生錄進了他的新書《新的貧困》

（The

New

Poverty）

感謝諸神，這位從瑪莎百貨下崗的朋友，去年年底終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然我根本不敢亂開烏鴉嘴。可惜并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幸運，向食物銀行求救的人數從 2010 年的 4.1 萬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120 萬。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引用歐盟的數據：“1300 萬英國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貧困兒童占兒童總數的五分之一。”在做了嚴謹的調查之后，他指出，窮人不是貧困的罪魁禍首，而是它的產物。貧困也不可能通過“自律”自愈，“緊縮”只會導向更極致的貧窮。2018 年 2 月的《倫敦書評》花了兩個整版，用近萬字來論證他的觀點。

七

2017 年底，我們過了一個繁忙的圣誕節，幾乎每人都烤了一個蛋糕，小心翼翼地放在碟子里，擺在小茶幾上。客人們魚貫而入，一位中年母親走了進來，身后緊跟著她那約莫十七八歲的兒子。那個男孩，一副英倫搖滾樂手的模樣，像那個年紀的少男少女一樣，對自己的外表有著高度的、審慎的自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還穿著一雙匡威式的球鞋。請他吃蛋糕，他說了謝謝卻遲遲不肯動手，一個人站在角落里，長久地望著玻璃門的反光。當我目送母子倆出門時，才發現大門外還站著另一個男孩，也許是哥哥或弟弟，一臉不可傷及的自尊，霜花般一觸即碎。

在這些前來求助的人當中，我們最常聽到的是這樣一句話：“我真為自己感到羞恥。”

“……我真為自己感到羞恥，每天最害怕的就是見到認識我的人，所以我把自己裹進睡袋，在樹林里藏了 10 個禮拜。”在“吉米的無家可歸者社區”（Jimmy’s Homeless Community）發起的 2018 巡回演講中，史蒂文（Steven）高聲說道。“吉米的無家可歸者社區”坐落于劍橋市中心，一座古老的教會式建筑和一扇結實的紅漆門是它的標志。二十多年來，它打撈了無數幾乎被厄運淹死的人，其中就包括史蒂文。史蒂文原本是一位古建筑修復師，他告訴我，他修過大大小小的古建筑：“這種活非常考究，要由化學家在舊建筑中取樣，得出其原材料和配方，再在此基礎上仿制出色澤和質地幾乎可以亂真的建材，才能完成修復。溫莎城堡的天花板，就是我和另兩名修復師一起修復的。”

這樣的專業人才，怎會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原來史蒂文臨退休前，舉家搬到了西班牙，卻在那里和結婚十四年的妻子離了婚，只好帶著所剩無幾的積蓄孤零零地回到了英格蘭。62 歲，找工作不易；想自己干，又買不起昂貴的古建筑維修工具。為了去西班牙，原先的房子也賣了，山窮水盡，他在兒子家住了 4 個月，后來又在哥哥和姐姐家各待了一段時間，最后他卷起包袱，住進了樹林里。

“你為什么寧愿住進樹林，也不肯住親人家呢？”我萬分不解——這在我的成長環境里，是不可理喻的。

“兒子剛結婚 4 個月，房子很小且沒我能久住的地方。再說，我也不想麻煩他，人是有傲骨（pride）的。”

“我在好幾個非福利國家住過，生存面前，傲骨往往是最后才考慮的事吧？”

“不！對我們英國人來說，傲骨是與生俱來的，你甚至可以說它是一種英國性。”

“那你為什么覺得羞恥？”

“我曾如此驕傲，怎會不覺羞恥？”

“不愿人的傲骨被踐踏，是英國創建福利社會的初衷么？”

“我想是的。我交了三十多年的稅，就是為了不讓自己有一天露宿街頭或寄人籬下。”

“所以你們才要千方百計地保衛福利社會？”

“沒錯！”

電影《斯圖爾特：倒帶人生》

史蒂文在樹林里住了 10 個禮拜，直到 2017 年圣誕節后的第三天。那一天，一群流氓發現了他，他們把他痛打了一頓，搶走了他的睡袋、手提電腦和錢包。那一天的鵝毛大雪把樹枝都壓彎了，他一個人走在路上。從紐馬克特鎮（Newmarket，劍橋郡的一個小鎮）一直走到劍橋市，走了近 16 英里。在暮色昏暗的馬路上，他向警察求救。警察建議他去“吉米的避難所”。他推開紅漆木門，像被困在甕中的人推開了沉重的蓋子。他們為他鋪好了床，送上了冒著熱氣的食物。一個月后，他們為他申請到了一間廉租房。除了住房津貼，他每周有 73 英鎊的生活費，伙食、水電、上網、交通等費用全在里邊。這點錢是保守黨政府實行“緊縮”政策的結果，比起他在過去三十年所繳納的稅金來說，它簡直微不足道。離能領取退休金的年齡還有三年，他正在一邊找工作，一邊為慈善機構免費做搬運工。

“你覺得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世上那些貧苦的人？”有人問。

這是史蒂文在離開演講廳時說的最后一句話。

注釋：

[1] Dan Bloom, “Depth of housing crisis revealed as 35,000 people sit on waiting lists for 10 YEARS”, Mirror, 16 January 2017.

[2] Jane Playdon,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Study In The UK?”,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11 February 2022.

《貧窮的質感：王梆的英國觀察》

看見階級社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