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軍入北平后，毛主席禁止任弼時參加開國大典

1949年3月25日這天，北平城里格外安靜。街巷的行人不多，可城門口卻早已擠滿了等待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群眾。旗幟、標語、鑼鼓齊上陣，許多人是天不亮就站在路邊，只想親眼看一眼即將入城的那支軍隊。就在當天，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隨同部隊進駐北平，任弼時也在隊伍之中。誰也不會想到，不到一年后的10月1日，當天安門城樓上舉行開國大典時，這位一路走來出生入死的老戰友，卻只能遠離熱鬧的廣場，靜靜坐在病床旁邊聽收音機。

這件事，當時在黨內同志中間引起過不少感慨。任弼時是黨中央五大書記之一，論資歷、論功勛，登上天安門城樓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可偏偏在最光輝的一刻，他缺席了。原因表面上只有四個字——“身體不好”，但背后卻牽連著幾十年的革命征程和兩代人的牽掛。

有意思的是，這個充滿遺憾的缺席，并不是組織上的忽略，而是毛主席親自下的命令：不許他參加開國典禮，必須安心養病。看似嚴厲的一句話，卻帶著極深的感情。

一、從西苑閱兵到玉泉山病床

1949年3月，中央機關和解放軍先后到達北平。3月25日，毛主席、朱德、任弼時等領導人乘車入城，沿途群眾揮舞帽子和手帕，高聲喊著“歡迎共產黨”“歡迎解放軍”。幾天后，西苑機場舉行閱兵式，華北地區的部隊在整齊的隊列中接受檢閱，許多指戰員是一路打到北平的，戰備還沒完全松下來。

閱兵式結束不久，任弼時突然病倒。醫生為他做了詳細檢查：脈搏持續在每分鐘一百一十次以上，低壓高到一百五，心臟負擔很重，再加上糖尿病的影響，情況已經遠遠超過普通勞累，屬于嚴重警報。醫務人員的判斷很明確——再這么工作下去，隨時可能出大問題。

4月12日，到了正式作報告的時間。任弼時拖著病體上臺，開始宣讀自己寫下的長篇報告。剛講到前半段，他就出現嚴重不適：頭暈，氣喘，心口發緊，腳下發虛，只得停下來休息。會場里不少同志都看得出來，他的狀態很危險，有人勸：“弼時同志，后半段還是交給別人吧，你先下去休息。”任弼時猶豫了一下，終究還是接受建議，由中央青委的榮高棠代為讀完后面的部分。

不過，他沒有離開會場，而是坐在主席臺一側，安安靜靜聽完整個報告過程。會后他對身邊人說，青年工作事關長遠，不能因為個人病痛耽誤。

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五位領導人一起，接見即將南下渡江作戰的第四野戰軍師級以上指揮員。這是一次極具歷史意味的會見，送別之時，戰將們斗志昂揚，領導人則更多了一層沉甸甸的心情。任弼時明明已經很難支撐，仍咬牙出席活動。醫生看他臉色慘白，再三勸回去休息，他只說一句：“等把手頭公務稍微清理一下，就請病假。”

等到青年團的大會全部結束，他的病情肉眼可見地加重。糖尿病、高血壓、腦供血不足、動脈硬化幾種病糾纏在一起，整個人常常頭暈、乏力，還時有短暫意識不清。組織經過研究，決定讓他放下所有工作，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靜養，專心治病。

到了玉泉山，他名義上是休養，精神卻仍沒有離開工作。5月4日，全國青年大會在北京召開，3萬名學生參加游行和紀念活動，晚上在國民大戲院舉行大型晚會，那一年剛好是五四運動三十周年。任弼時為這個大會付出過很多心血，大會推選他為名譽主席。他聽到消息，很是激動，卻只能躺在床上，讓人代為轉述現場情況。

病情繼續發展，任弼時開始出現一次次短暫昏迷。毛主席得知后非常掛心，特意讓人送去一缸紅魚，讓老戰友在山中也有一點生氣。隨魚帶去的，還有一封親筆信：

“弼時同志：送上紅魚一群，以供觀覽。敬祝健康！毛澤東。”

這種看似平常的問候，在當時的緊張局勢下，其實很不容易抽出心思去做。不得不說，這里面既有對老友身體的擔憂，也有對他多年操勞的心疼。

二、“不許參加開國典禮”的命令

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1949年夏天，各項籌備新中國成立的工作已經有了清晰步驟。北平城里，許多工作人員日夜忙碌，準備國旗、國徽的方案，設計典禮流程，擬定出席人員名單。天安門城樓上究竟站哪些人，是一個需要反復斟酌的問題。

從資歷、職務、貢獻各方面看，任弼時的名字理所應當列入最核心的一欄。作為黨中央五大書記之一，他長期在重要崗位上工作，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一直在關鍵位置承擔重任。有關方面起草名單時，也毫不猶豫地把他的名字寫了上去。

名單送到毛主席那里審閱時，他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玉泉山上的那張病床。任弼時這些年來身體每況愈下，醫生的診斷非常清楚：心腦血管疾病已經發展到危險階段，必須嚴格限制活動和精神負擔。若在開國大典當天出席典禮，登城樓、長時間站立，既要接受禮儀安排，又難免情緒激動，對他來說是極大的負荷。

考慮再三，毛主席作出一個看似有些“絕情”的決定：不允許任弼時參加開國典禮，必須安心休養，但可以派代表代為出席。這句話不是隨便的囑托，而是明確的指示，體現的是組織上的嚴肅態度。

命令傳到玉泉山，身邊同志向任弼時轉達。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句：“真是遺憾！”這話里，有對多年奮斗成果的感慨，也有對不能站在人民面前的失落。不過，他同樣明白毛主席這樣做的用心——戰斗歲月里，很多同志倒在槍林彈雨中，如今好不容易迎來新中國，不能再讓人倒在慶典的臺階上。

他的妻子陳琮英看出他的心情，輕聲勸慰：“雖然不能親自去到現場，但是我可以陪你聽收音機。咱們讓遠征代替你去參加，讓女兒回家來同你講。”任弼時略一思索，只得點頭同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那就這樣吧。”

任遠征，是任弼時的第二個女兒，生在長征路上。那個年代，孩子和父母一樣，從一出生就與革命綁在一起。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她代替父親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新中國成立的歷史見證者之列。

下午3點，《義勇軍進行曲》在廣場上響起，林伯渠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的身份宣布典禮開始。毛主席走到話筒前，用洪亮的聲音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圍在廣場上的三十萬軍民瞬間沸騰，歡呼聲像潮水一樣涌起。

就在這一刻，遠在玉泉山，任弼時端坐在收音機旁，身邊是陳琮英。他全神貫注，生怕漏掉廣播里的每一個字。毛主席的聲音從收音機里傳出來時，他眼眶一下就濕了。多年的戰火、多年的轉移、多年的隱忍，都在這幾個字里得到了回應。

他輕聲對妻子說：“勝利來之不易，我們要珍惜它啊！”一生經歷風浪的人，說出這句話時，往往不會再多做鋪陳。陳琮英也只是點點頭，握了握他的手。

典禮結束后，任弼時立刻讓司機去接任遠征回家。他躺在床上，讓女兒從城樓上的細節講起：誰站在什么位置，人群有多密集，禮炮響起時是什么感覺。女兒說得興致勃勃，任弼時聽得格外認真，不時追問具體細節。那天他的心情特別好，臉色都比往常紅潤許多。

聊著聊著，他又回到了習慣的話題：“等身體好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這句看似普通的話，實際上成為他此后幾年一以貫之的念頭——治病，是為了更好地干活，而不是為了舒舒服服養生。

三、遠赴蘇聯與“只許工作四小時”

中央對他的病情十分重視。1949年10月29日，應中共中央要求，蘇聯政府專門派出兩位克里姆林宮醫院的資深專家——神經科主任康諾瓦諾夫、內科主任瓦西林柯——抵達北京，為任弼時會診。經過詳細檢查，兩位專家給出的結論相當嚴峻：他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心臟功能已受影響，腦血管硬化明顯，肝臟肥大、糖尿病、腎臟初期硬化等問題同時存在，病程已經拖得太長，必須系統治療。

蘇聯專家建議，將任弼時送往蘇聯治療，由設備更齊全、經驗更豐富的醫療團隊統一診治。這個建議很快得到中央采納。經過與蘇聯方面協商，1949年11月，在毛主席與斯大林的共同安排下，任弼時啟程前往蘇聯。

動身前，毛主席專程到他住所看望。他叮囑任弼時，要把治療放在首位，不要操心國內工作，“這些事有人管，你就放心去治病。”這種勸說，對一個習慣了日日在崗位上的人來說，既是安排又是一種“強行脫崗”。任弼時明白毛主席的用意，只答應好好配合治療。

同年12月，毛主席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停留了幾個月時間。期間，他多次抽空到醫院看望任弼時。蘇聯醫生向他匯報說，任弼時的血壓已經開始下降，病情比剛來時穩定了不少。聽完，毛主席握住醫生的手，一連說了兩句“好得很！好得很啊！”還特別表示代表中國人民感謝對方醫治老戰友的努力。

有一次，醫生同意任弼時短時間外出，允許他到毛主席住處坐坐。毛主席聽說人要來，特意吩咐廚師做道湖南口味的辣醬燒黃魚，讓任弼時嘗嘗家鄉味道。等菜端上桌，他才想起醫生叮囑病人不能吃這種刺激性食物，只好苦笑著把盤子端起來，對任弼時打趣說：“對不起啦，弼時，可不是我不讓你吃，只是醫生的話我不敢不聽啊！”

病房里頓時多了幾分輕松的笑聲。任弼時攤手一笑，這種略帶調侃的關心，對兩個經歷風雨幾十年的戰友來說再自然不過。聊完家常，兩人很快轉到工作上。任弼時一面治病，一面細心觀察蘇聯在工業、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做法，他提出一個建議：“應該盡快選派一些有較高政治覺悟、肯實干肯吃苦的知識青年到蘇聯來學習，培養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各類專家。”

毛主席表示贊同：“今后大規模建設，沒有技術專家是不行的，確實得派人來取經。”這番對話，在當時為后來大批留蘇學生的選派提供了一個早期思路，也折射出任弼時身在病中仍然放不開國家發展的全局。

1950年春，毛主席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回國。幾個月后，任弼時也完成階段性治療。5月28日，他返回北京。剛回來沒多久，6月上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他就參加了部分會議。醫生原本希望他按部就班恢復，但對他來說，回到熟悉的會議桌前，似乎比吃多少藥都讓人心里踏實。

治療之后，他的身體狀況確實有所好轉，于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寫信，正式提出請求恢復工作。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確寫道：“同意弼時的意見，試做工作，每日不得超過4小時。”這句“不得超過4小時”，其實是一道硬性限制，帶著強烈的保護意味。

到了1950年9月初，他因受涼患上感冒，血壓再度飆升，被迫臥床靜養十來天。稍一好轉，他又回到崗位上。10月，他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國慶慶典。那時，朝鮮半島戰火已經燃起，志愿軍即將出國作戰，中國面臨新的考驗。任弼時十分關注朝鮮戰場的動向，常常伏在桌前研究戰場態勢圖，與相關人員一起分析情況，腦力與體力都在高負荷運轉。

這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很難承受這樣的勞累。10月25日，任弼時突然發生腦溢血，整個人癱倒在床上，說話困難，嘴也張不開。醫生傅連璋第一時間趕到，隨即又聯系蘇聯醫生參與搶救，可惜病情發展太快，已然回天乏術。1949年開國大典上坐在收音機前的那個人，在新中國成立一周年后的這個深秋，再也沒有醒過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離世，年僅46歲。對一個經歷過兩次長征般轉移、參加過無數復雜斗爭的老革命來說，這個年齡無疑太早。毛主席為他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朱德、劉少奇等老戰友也紛紛表達深切哀痛。許多人都清楚，這樣的結局很大程度上是長期積勞成疾的結果，而那道“不許參加開國典禮”的命令，多少帶著一種試圖挽留的意味，只是時勢、病情、人心交織在一起，終究沒有改變大的方向。

四、牢獄、長征與三十三年的情誼

如果把任弼時在開國前后的病情單獨拿出來看，很容易以為只是工作過勞導致的健康問題。其實，他身體垮掉的根子，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大肆“清共”，大批共產黨人被捕、犧牲。1928年，任弼時不幸被捕，被關押在安慶監獄。敵人為從他口中套出黨組織情報，用盡了各種酷刑：老虎凳、剝奪睡眠、毆打折磨……對本就體質偏弱的他來說，這些刑罰幾乎是往死里用。

面對審訊，他只說自己是普通商人，對所謂情報一無所知。半年時間里，敵人換了許多手段，始終沒從他這里撬出想要的東西，最后不得已，將這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頑固犯”放出。黨組織接回他，為他安排休養地點，讓他好好治療傷病。但任弼時稍一緩過來，又重新投入工作。

很短時間內，他第二次落入敵手。這一回，敵人更加確信他在黨內的地位比以前判斷的要重要得多，刑罰比過去更加殘酷。其中最要命的一項，是對他施以電刑，電流從背部穿過，燒出一個大洞，嚴重傷及靠近心臟的部位。經過組織營救，他最終脫險，但從那以后，高血壓等癥狀就一直伴隨著他，為后來的重病埋下隱患。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路上，任弼時帶領部隊在饑餓、嚴寒和敵軍圍追堵截中艱難前行。食物匱乏時，他和戰士們一起啃樹皮、挖野菜，甚至咬皮帶充饑。遇到敵情，他又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準備迎戰，對一個身體已經有舊傷的人來說，這不啻為再一次透支。

一次夜間行軍，他走在隊伍最前面摸索道路，不慎跌入事先掩好的陷阱，一根十厘米左右的竹簽從腳底穿入。鮮血涌出，疼痛鉆心。為了不拖延隊伍行動，他忍著劇痛，把竹簽一點點拔出來，簡單包扎后繼續行進。傷口處理條件極差，愈合過程很長，留下長期隱痛。

從這里回頭看，任弼時在北平發病，在玉泉山頻繁昏厥，絕不是什么“突然”。這是十幾年的牢獄折磨、長征勞苦、長期高強度工作疊加出來的結果。他自己對健康向來不上心，毛主席多次勸他：“要多休息，不能老這么干。”他總是搖頭：“工作還有很多，路還很遠，我哪有不工作的道理！”

說到“路還很遠”，又繞不開他與毛主席之間那段長達三十三年的革命情誼。

1917年前后，年輕的毛主席在湖南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組織學生自衛隊，查抄北洋軍武器，在校內外聲名日盛。在學校的學生選舉中，他得票最高，不僅學問好，做事也有魄力，很快成為許多青年心中的榜樣。

比毛主席小幾歲的任弼時，在學生中已經聽說這位“毛學長”的名字。有一次學生自治會討論國事，他終于見到本人。毛主席正在同同學們熱烈討論，言辭犀利，又能條分縷析，把問題講得透徹。任弼時鼓起勇氣上前，請教一些問題。毛主席注意到這個求知欲很強的“小學弟”，從此對他有了印象。這次相識，為他們后來幾十年的“同生共死”埋下伏筆。

任弼時出身并不富裕，為了繼續求學，他加入毛主席、何叔衡等人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走勤工儉學道路前往蘇聯。在毛主席幫助下，他、劉少奇、肖勁光等人一同前往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為出國做語言準備。在那里，任弼時正式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政治方向從此堅定下來。

時間再往后推。1940年，周恩來、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毛主席、張聞天等人前去迎接。那時，黨中央正在籌備中共七大，需要一支可靠的核心班子應對復雜局勢。任弼時留在延安，協助毛主席處理日常工作，也承擔部分對外聯系任務。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橫幅上寫著“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大會開幕時，由任弼時宣告會議正式開始。這不僅是程序上的需要，也體現出他在黨內的地位和毛主席對他的信任。

1947年，胡宗南部進攻延安，黨中央機關主動撤離，轉戰陜北。那段艱苦歲月里，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三人經常一起在簡陋的窯洞里指揮全國戰場。后來毛主席回憶說：“胡宗南進攻延安之后，在陜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在兩個窯洞里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這句話，說的是事實，也說明了任弼時在那幾年所起的作用。

也正是在那段日子，毛主席更加清楚地看到老戰友的身體問題。抗戰勝利后不久，中央請蘇聯醫生阿洛夫為幾位主要領導人做健康檢查。檢查結果出來，阿洛夫對毛主席說：“大多數同志身體還算健康，唯任弼時一人堪慮，腦血管硬化已經影響到雙眼視力，這不是好兆頭，說明他的病很嚴重了。”毛主席聽后，心里一直惦記著這件事，所以后來，只要一有機會，就催他抓緊治療。

遺憾在于，人總有慣性。任弼時習慣了將自己的時間全部交給工作，把警告當作“提醒注意”而不是“必須改變”。到1949年解放軍進駐北平，到玉泉山休養，到“不許參加開國典禮”的命令下達，這條健康曲線實際上早已一路向下，很難扭轉。

1950年任弼時去世，那句重病前經常掛在嘴邊的話——“等身體好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再也沒有機會兌現。毛主席和他從相識到訣別整整三十三年，從湖南少年時代的課堂與社團，到延安窯洞里的地圖與電報，再到北平玉泉山的那缸紅魚，許多畫面就停留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年。

開國大典前的那道命令，看上去是“限制”，背后卻是對一個把命都壓在革命路上的人的保護。只不過，像任弼時這樣的人，一旦把個人生死放在第二位，很多時候就不再會為自己多留一點余地。這大概也是那個年代很多人的共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