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江青為毛澤東所攝照片拍出34萬元，最初估價為3至5萬元

1961年7月18日傍晚，廬山仙人洞外的山風格外涼爽。夕陽斜照，一抹淡紅打在山壁上，江青端著那臺德國祿來相機，屏住呼吸按下快門。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張《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會在半個世紀后掀起拍賣場的喧嘩。

江青真正沉迷攝影是在延安。據秘書楊銀祿回憶，一架繳獲自敵軍的舊相機被毛澤東遞給她試用，“看看還能動嗎？”江青回答：“能照，還挺清晰。”從那天起，她留心光影、勤記參數，后來在北平、上海乃至廬山，無論會議還是游覽，總少不了相機陪伴。

時間回撥兩年。1959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廬山“美廬”。進門時那聲“K，蔣委員長，我來了！”讓身旁人員暗暗捏了把汗。藤繃子床讓他難眠，臨時鋪上棉絮才算合心意。其后數周，他在二樓小客廳議事、批閱文件，空閑時便到將軍河游泳。廬山水涼，可他照例潛入碧波；看護員一齊下水，也壓不住那股興奮勁。

江青此時尚未上山。她到達后，被安排住在一樓宋美齡舊居，卻嫌樓板聲響吵鬧，執意搬去原餐廳，還要深色窗簾遮光。工作人員只得照辦。拍攝任務卻一刻不停，她扛著相機沿小徑、穿松林，午后光線最好，快門聲在山谷里回蕩。

1961年第二次廬山會議前夕，毛澤東告訴秘書田家英：“這回要開個心情舒暢的會。”議題原本不含農業，結果暢談數日仍離不開“億萬農民”四個字。會余，他在人民劇院巧遇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用濃重湘音打招呼：“你也在這里??？好嗎？”故友重逢，兩人隨后在美廬談了整整兩小時，《社會學大綱》的再版就此拍板。

也是這一次，江青拍下了那張傳世坐像。為了層次，她把底片交吳印咸、徐大剛指點，又以“李進”之名手工上色。照片刊印后迅速遍布全國，貼在機關走廊、火車站候車室，影響力之大超出攝影者預料。

1970年，毛澤東七十七歲，再赴廬山。“蘆林一號”成了他的臨時居所，而“美廬”這回留給江青。8月18日，他一下車就直奔湖畔更衣室，下水游了足足三千米。晚間仍是四菜一湯，大鍋飯、大米飯，外加必不可少的一小碟辣椒。廚師陳里全做了一次砂鍋胖頭魚頭，肥嫩見白的魚湯惹得毛澤東連說“好吃，再來”。當他得知廚房職工忙碌，專門囑咐汪東興送去哈密瓜與香梨，“他們比我更辛苦”。

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后，9月9日細雨，廬山隧道兩側擠滿送行群眾。毛澤東示意收傘，緩步揮手，身影在霧氣里漸遠。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下廬山。

五年后，江青動念舉辦個人影展，與上海多位攝影師商量場地布置。消息傳至中南海，毛澤東只批了兩個字：“不行。”影展就此胎死腹中。若干底片與原稿，隨轉移封存于檔案室，直至新世紀才陸續流向市場。

2013年6月，北京華辰春拍影像專場，前幾件作品無人舉牌，拍賣師聲線甚至有些倦意。當編號26號轉盤緩緩升起，黑白上色的毛主席坐像映入眾人眼簾，原場氛圍驟變。起拍三萬元，十秒后已破十萬；當報至二十萬，一位藏家仍果斷加價。緊張呼號持續了五分鐘，最終在三十四萬元落槌。拍賣師敲槌的那一刻，場下掌聲不短，更多是感嘆。

華辰董事長事后坦言，預期價位原想停在十萬，“結果超出三倍多，倒也說明市場對歷史影像的價值認知比過去更成熟?！钡拇_，單從成像質量看，照片框架并不復雜；然而影像背后嵌著的政治記憶、時代情緒，卻無法用銀鹽顆粒衡量。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時期江青在仙人洞拍下的晚霞照，因附有毛澤東手書詩句，也頻現拍場。但市場反饋始終未及這張坐像——一方面是題材，另一方面是拍攝對象的獨特性。在大眾想象里，毛澤東的形象多由新華社專業攝影師定格，來自江青的私人視角反顯難得。

人們常說影像留住瞬間，卻易忽視它也記錄了拍攝者的心境。當江青在取景器里調整光圈，對焦那把熟悉的藤椅時，或許并未想過未來的價格與掌聲；她關心的是色溫、構圖，還有毛澤東面對鏡頭那一抹淡淡的微笑。

跨越半個世紀，從廬山山風到拍賣槌聲，同一張相片走過了革命年代、建設歲月、改革驟變。它的34萬元并非天價，卻足以提醒后來人：一些凝固在膠片里的瞬間，并未隨時間消散，而是以新的方式進入公共記憶。在光與影的夾縫中，歷史本身發出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