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后代生活拮據，無奈向廖承志鄧小平求助：希望國家給予補貼

1963年2月12日，北京的雪還沒化，廖承志翻完一摞文件，正要合燈，門口衛士捧來一封薄薄的信。衛士小聲提醒：“寄信人說，與您有親戚之誼”。拆開信封，他只看了第一行就愣住——落款竟是“戴成功”。

信紙不長，幾句白底黑字：“舅父在上，母女艱難，實無以為繼，望念昔日情誼，乞國補貼。”說句心里話，廖承志見過大風浪，也還是被“乞”字扎了一下。對他而言，“戴成功”不只是一位普通求助人，而是孫中山二女兒孫婉的獨生女。

兩家的淵源可以追到1900年前后。當時廖仲愷、何香凝跟隨孫中山在日本謀劃革命，兩家情同手足。廖承志出生后，常被宋慶齡抱在懷里逗弄，喊宋慶齡“叔婆”是慣例。輩分上，戴成功叫廖承志“舅父”并不為過。

信里的焦灼并非矯情。早在抗戰末期，孫婉一家已捉襟見肘。她的丈夫戴恩賽原任粵海關監督，1938年日軍逼近廣州，海關停擺，薪餉斷絕。夫婦倆帶著孩子在澳門、香港間輾轉，用積蓄填窟窿；可這點錢在烽火歲月里，很快蒸發。

有意思的是，戴恩賽曾給蔣介石寫過三封信，言辭客氣，請求旅費去海外治病，統共沒等來一句回信。那年頭，國民政府的救濟傾向高官權貴，輪不到“舊部長”了。蔣家人后來解釋說檔案“遺失”，但對戴家而言，冷板凳就是全部答復。

1949年10月1日，宋慶齡站在天安門城樓，望著禮炮騰空時也想起遠在澳門的孫婉。可惜新政府初建，事務繁雜，孫婉不愿“打擾”，依舊靠丈夫微薄的私塾收入支撐。1952年，兒子戴永豐因傷寒去世；三年后，戴恩賽腦溢血離世。家中只余孫婉母女。

戴永豐出事那天，醫生剛走，戴恩賽抱著女兒失聲痛哭，小聲囑咐：“別告訴你媽，她受不住。”結果整整兩年，孫婉以為兒子在外地工作。等真相揭露，她像被抽走了筋骨，整日對著父親照片發呆。

時間來到1963年，孫婉67歲，常年支氣管炎，鏡湖醫院的藥費一天三四元。母女倆算過賬，存折所剩不過三十幾元。戴成功咬牙寫信：“求人不如求己，可我們早已無己可求。”

廖承志放下信，當晚即去中南海西樓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了句：“孫先生推翻帝制有功，后人怎能受苦？這一點，國家要管。”第二天，外交部、電臺、新華社澳門分社三路并發。方案很快敲定：每月寄去生活費，醫院費用全包，由新華社澳門分社負責。

三周后，第一筆三百港元送到鏡湖醫院病房。戴成功握著收據，連說“這下能喘口氣了”。護土們議論：“她們真是孫先生的親人？”在澳門，孫家外流多，真假難辨，這份補貼讓流言止于事實。

不得不說，優待并非“慷慨施舍”。新中國剛起步，財政緊，大筆花銷處處要省，可對為民族獨立、民主革命流血的先驅后代，“照料”二字含的是政策姿態，也是情感償還。

對岸那邊也沒閑著。1966年春，蔣介石派人赴澳門探望孫婉，傳話說“臺北可建新屋，隨時歡迎”。孫婉想都沒想就拒絕：“我父親的事業在大陸完成，我也要留在這邊。”那位使者訕訕離去，屋外只剩海風聲。

1965年9月14日凌晨，孫婉在鏡湖醫院病房去世，終年69歲。之前三天，她讓女兒把父親的一張老照片擺在床頭，輕聲說：“他還是惦記我的。”同一天，新華社澳門分社把喪事經費送到。

信件往來共保存了五封，兩封在廖承志檔案館，三封在澳門鏡湖醫院舊檔柜。薄薄幾頁紙，見證了親情、政治承諾與個人命運的交織。人們熟知的“國父”光環背后，有一個女兒、一個外孫女，為生活拮據得要寫信求人；也因為那幾封信，后來的人得以窺見大時代里被風浪推搡的小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