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提“我是臺灣人”后，鄭麗文連忙為他補救，他的反應不一般

臺北市長蔣萬安因說了一句“我是臺灣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引發熱議。

作為蔣家第四代，蔣萬安對此反應不一般。這背后到底是政治算計，還是立場轉變？

如果我們打開蔣萬安內心的那本“深層賬本”，你會發現他不僅是一個市長，更是一個精明的風險投資人。

在他的政治估值模型里，“蔣家后代”這個身份早已從幾十年前的“核心優良資產”，變成了如今需要小心對沖的“高風險負債”。

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炮制出“新臺灣人”這個概念，那是國民黨第一次試圖在身份認同上搞“借殼上市”。當時的策略是：為了生存，必須本土化。

但這就像吸食鴉片，越吸癮越大。到了馬英九時代，雖然拿回了政權，卻陷入了“不統不獨”的自我設限怪圈，被民進黨追著打“親中賣臺”。

如今到了蔣萬安這一代，這筆賬更難算了，島內經過民進黨三十年的教科書“去中國化”改造，年輕一代的認知光譜里，“中國人”這個選項幾乎已經被格式化清零，在20歲到40歲的選民群體中，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被等同于背叛。

蔣萬安太清楚了，為了2026年的連任，甚至為了更遠那個“大位”，他必須甩掉包袱，于是他選擇了一種最功利的操作：保留“中華民國”這個空殼作為法理護城河，用來安撫深藍老人。同時高舉“臺灣人”大旗，向中間選民和淺綠納投名狀。

她在賭，賭國民黨還有機會掌握話語權，賭兩岸關系還有回旋的余地，這次大溪之行，更像是一場政治上的“招魂”，試圖喚醒這個百年老店里殘留的最后一點民族魂魄。

沒有附和，沒有反駁，甚至連一句場面話都沒有，他就像一個裝睡的人，任憑窗外雷聲大作，依然在自己的市政行程里歲月靜好。

而現在，蔣萬安只敢截取后半句，把前半句像闌尾一樣切除。這種切割術，看似聰明，實則是脊梁骨被打斷后的不得已。

他把“中華民國”變成了一個僅限于臺澎金馬的地理名詞，這在本質上，已經和賴清德的“務實臺獨”只有一步之遙——唯一的區別可能只是還掛著那面旗幟而已。

他以為只要模仿民進黨的話術就能生存，卻忘了“贗品永遠打不過真跡”，當國民黨把解釋權拱手相讓，當“九二共識”被他們自己在心里虛化，這個黨就失去了解釋過去和定義未來的能力。

更致命的是，蔣萬安的這種態度，正在透支大陸方面的耐心。北京的底線思維已經非常清晰：沒有模糊空間。你想左右逢源，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兩頭不到岸。

現在的國民黨，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悖論：為了選票，他們必須向綠營靠攏。但越靠攏，他們就越不像國民黨，也就越沒有存在的價值。

蔣萬安或許覺得自己很聰明，用沉默換來了暫時的民調安全，但他可能忘了，政治不僅是當下的算計，更是歷史的審判。

那個躺在大溪陵寢里的老人，如果在天有靈，看到自己的孫子連祖宗的身份都不敢認，不知會作何感想。

在這個大變局的前夜，所有的模糊策略都在失效。兩岸關系的紅線正在收緊，留給這種“既要又要”的投機政客的時間，真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