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逝世后，李淑賢不肯改嫁，為獨享遺產打了十年官司，結果如何

1984年3月，北京西城一家小型律所里，48歲的李淑賢把厚厚的傳真件摔在桌上，“我不同意！”聲音并不高，卻透著倔強。意大利影片《末代皇帝》制片方遞來的合同上，授權人欄赫然寫著“李文達”三字，而那本《我的前半生》明明是她丈夫的遺稿。她盯著紙頁，指節發白，半晌沒說話。

李文達是誰？出版圈里的人清楚：群眾出版社編輯，二十年前負責協助溥儀修訂回憶錄。在大多數讀者眼中，他不過是技術性“潤色”，可這一刻，他成了唯一的簽字人。電影的報酬高得驚人，李淑賢心里明白，若放棄追究，今后就再無翻盤機會。

鏡頭回溯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儀病逝北京醫院，終年六十一歲。病床旁，李淑賢哭到脫力，醫生遞水，她連杯子都握不穩。這位出身天津貧苦人家的護士，與末代皇帝相濡以沫不過五年，卻仿佛用盡全部力氣。守喪期間，她沒讓任何親戚幫忙，堅持親自料理遺體、致謝花圈。朋友勸她改嫁，她只是搖頭：日子苦一點沒什么，人要守義。

其實，夫妻相識過程充滿戲劇性。1962年2月，周振強在政協禮堂偶遇李淑賢，覺得樸實能干，遂充當月老。比李大九歲的溥儀披著藏青中山裝赴約，言語謙和，這讓曾遭繼母賣妾的女孩生出信任。四月，兩人在北京登記。婚宴簡樸，連冰糖葫蘆都是李淑賢自己串的。

婚后裂痕很快顯露。溥儀因少年閹割導致內分泌異常，需要定期注射激素。李淑賢發現后幾乎崩潰，“你為什么不早點告訴我？”溥儀低聲道歉，“怕你轉身就走。”她終究心軟，把針劑包裝鎖進抽屜，卻也明白這段婚姻注定無子。1963年11月，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接見中，周總理安慰二人：“沒有孩子也能成一家人。”那一句話，讓李淑賢按下離婚念頭。

轉眼1964年，腎癌找上溥儀。手術、放療、再入院，病榻成了他最后的舞臺；李淑賢晝夜看護，手背常被藥瓶的冷氣凍得發青。1966年底，醫生發出“最多一年”的預估，李淑賢卻仍咬牙給丈夫洗頭刮臉。有人感嘆她是“皇后命”，她回答：“我是護士，這是職責。”

遺憾的是，溥儀留下的可繼承財產并不多。真正值錢的，是那本記錄清朝終結與偽滿洲國內幕的《我的前半生》。早在撫順管理所服刑期間，管理人員就鼓勵溥儀動筆。溥杰代筆、偽滿舊臣補充資料，再加上李文達統籌修改，1958年油印本隨即面世。1964年群眾出版社正式出版，引發讀者搶購，當年印數突破三十萬冊。稿酬雖不高，但著作權卻在法律上歸作者所有。

溥儀逝世時，《著作權法》尚未出臺，遺產繼承依照《繼承法》處理。按照規定，配偶優先。李淑賢自認是當然繼承人，可大環境混亂，沒人專門替她辦理登記。李文達則認為自己“與作者共同創作”，對作品擁有署名與經濟收益。雙方分歧自此埋下。

1983年12月，《末代皇帝》立項。海外團隊急需原著改編授權，他們找到李淑賢，對方開價三十萬美元，卻遲遲不敢簽字：律師提醒她，需要確認是否獨占權利。制片方轉而聯系李文達，后者爽快應允，還被聘為影片顧問。消息傳到李淑賢耳中，她立即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要求確認著作權歸己，并追究李文達非法授權責任。

第一次庭審在1984年11月舉行。李淑賢帶來結婚證、溥儀死亡證明、出版社發票等材料；李文達提交的是合作修改合同，以及出版社證明他“參與創作”。審理期間，法官多次組織調解未果。案件拖延，一拖就是十年。其間，《末代皇帝》上映，票房與獎項雙豐收，李文達獲得高額顧問費；李淑賢只能隔著銀幕，看丈夫舊影被改編成傳奇。

1995年1月，北京市中院下達一審判決：著作權歸溥儀獨有，依法由配偶李淑賢繼承；李文達僅享受“適當經濟報酬”。此“報酬”數額未明，需要雙方再議。判決書送達時，李淑賢沒有激動，只是把它夾進書里，輕聲說道：“也算給他一個交代。”李文達不服，提起上訴，但1996年終審維持原判。十年的拉鋸，終于落幕。

勝訴之后，李淑賢生活并未因此富足。版權收益要與出版社、譯者按比例分配，再扣稅費，落在她口袋里的并不驚人。那幾年，她仍住舊樓，騎自行車出門買菜，與鄰居閑談時從不提官司，只說“跑腿累人”。1997年，她把一部分稿費捐給北京兒童福利院，理由是“總理曾說，全國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

回看李淑賢不改嫁的執拗，外人有人贊、有人疑，可在她看來，只是守信。溥儀生前最怕的，是被人當作舊皇族笑柄；她用十年訴訟，護下了他最后一份體面。法院檔案里，那份薄薄的判決書至今保存完好，字跡微黃，卻記下了民法與情感交織的一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