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廣西爭省會，韋國清提議定柳州，毛主席：眼睛不能只看腳下

1950年4月的一個悶熱夜晚，南湖邊的路燈剛亮，廣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里卻仍燈火通明。剛剛進城四個月的干部們，被一份“關于省會選址的調查表”困在桌前。吃過苦的人很清楚，選一座省會不是挑個落腳點，更像把未來幾十年的方向盤握在誰手里。

調查表里列出三個名字：桂林、柳州、南寧。看似簡單，背后牽出的是地緣戰略、經濟格局以及民族關系的多重考量。一位年輕秘書嘟囔：“這要討論到什么時候？”角落里的老同志搖搖頭，他記得從晚清開始，這事就沒個結果。

追溯上去，元朝設行中書省時，桂林坐了“龍頭”。明清兩代，桂林既是府城也是文化高地，半數以上廣西進士從那條漓江水路走進金鑾殿。到了同治年間，法軍沿紅河谷口步步逼近，朝廷忽然發現：桂林偏得夠遠，卻離邊疆更遠，于是第一次冒出“遷治南寧”的聲音。

爭了幾十年，終究只是把廣西提督衙門搬到南寧，行政中樞仍固守桂林。可只要軍事機構落了座，南寧就躥了起來。清末開埠、民初興商，“百貨一船裝，官商兩路行”成為南寧舊報紙常見的廣告語，不到三十年，人口翻了兩番。

1920年代，陸榮廷主導的“廣西自治會”再掀省會大戰。他管不了朝廷，更管不了口袋，于是搞了場地方議會投票，最后小心翼翼地把省會掛在南寧。可1936年，新桂系擔心日機沿海登陸，干脆又把衙門搬回桂林。省會像個皮球，被不同勢力來回踢。

解放戰爭結束后，1949年12月，第四野戰軍乘勝南下。張云逸率領西南工作團先駐柳州、后抵南寧，短短半個月里三次轉場，原因說來簡單：通信線路、糧秣倉儲、鋪底辦公樓，一個都缺不得。正是在這種急迫氛圍中，廣西新一輪“首府在哪”重新燃火。

干部意見分成三股。老革命推桂林，理由不復雜：現成的大樓、豐富的干部宿舍，省預算可省下一大筆；鐵道專家愛柳州，湘桂鐵路、黔桂鐵路在此交叉，足夠讓各縣干部“今天上車明早開會”；駐防將領指向南寧，距中越邊境最近，凡涉及援越或保邊，調度時間能省一半。

張云逸把三份報告送到北京。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時，周恩來傾向柳州，董必武也點頭。大家正等毛主席表態，主席先看地圖又翻人口統計。會場不大，鴉雀無聲。“別只顧著腳下，”毛主席緩緩地說，“要抬頭看看整座山。”話音不重，卻把結論按在了南寧上。

時間來到1958年1月，中央在南寧召開工作會議。韋國清已接任廣西省委第一書記，他了解柳州工業底子更厚，也知道首府落定并非一成不變，于是趁匯報時再提一遍：“主席，柳州鐵路網能把桂北桂中連成一片，辦事省時省錢……”

毛主席聽罷，笑著反問：“若是只圖交通便利，當年把首都遷去鄭州豈不更省心？”屋里一片靜。主席接著解釋：其一，南寧毗鄰越南，援越抗法、抗美，兩條公路線和一條鐵路線都得在此匯合；其二，廣西百分之三十的少數民族分布在西南丘陵，省會近一點，民族工作就早一步；其三，桂林受喀斯特地貌限制，柳州坐落山谷，唯有邕江平原足夠拓展。

無法回避的歷史背景也擺在那兒。解放前夕，桂林仍留有李宗仁、白崇禧的基層網絡，短期內政治清理不可能徹底。若將省府置于桂林，容易在心理層面給百姓“舊桂系復辟”錯覺。決策者不怕麻煩，卻必須避免不必要的阻力。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統計數字頗有說服力。1937年，全廣西城鎮人口分布：南寧約二十七萬，桂林二十四萬，柳州十二萬。人口聚集往往是經濟與行政重心的晴雨表，南寧憑借吞吐口岸和甘蔗糖業，已經把桂林甩在身后一截。

有人問，省會定了，柳州豈不是被冷落？事實卻恰恰相反。中央批準在柳州布局重工業，飛機、汽車、化工、冶金一應俱全。省政府在南寧坐鎮，反而給柳州留下了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幾十年后“工業重鎮”名號實至名歸。

回頭看1958年3月5日那場宣布，廣西壯族自治區掛牌，南寧成為正式首府。當天邕江兩岸焰火通宵未熄，白沙大橋擠滿了揮舞彩旗的市民。人群中有人大聲說：“這下總算定了，不用再搬來搬去了。”一句大白話，道盡了十年拉鋸的終點。

六十多載過去，憑借北部灣港口、泛亞鐵路和中國—東盟博覽會，南寧向南連通馬六甲，向北輻射大西南。當年主席的“眼睛不能只看腳下”，如今讀來仍覺字字千鈞。歷史文件里的一紙批示，最終化作城市的天際線，也化作一個自治區融入東盟的寬闊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