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華西村殺瘋了！村里人人都是股東，67戶家庭狂攬30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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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中國鄉村發展的奇跡，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華西村；然而，如今湖北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正以更加貼近現實的方式書寫著新時代的共富篇章——它被稱為“更真實的華西村2.0版”。

這個名為官橋八組的地方，僅有67戶居民，卻創造了超過30億元的集體資產總額。每家每戶都住進了風格典雅的歐式別墅，柏油路通達各家門前，村內建有人工湖、健身中心等配套設施，甚至還將一所大學引入村落內部。更令人稱奇的是，這里實現了“全民持股”，村民人均年收入遠超一線城市普通白領水平。

誰能料到，數十年前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年均收入不足50元，集體賬戶還背負著8000元債務，連購買一塊肥皂都要切成兩半輪流使用？

從極度貧困走向共同富裕，這67戶家庭依靠“全民股東”機制累計積累超30億財富，其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發展邏輯？這場鄉村蛻變又為全國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哪些可復制的經驗？

67戶的共富神話

在官橋八組，“富有”不是個別家庭的標簽，而是全體村民共享的生活常態。行走在村中，一排排設計考究的歐式住宅錯落分布，道路寬闊平整，清水環繞，綠樹成蔭，廣場上老人散步、孩童嬉戲，儼然一幅現代田園畫卷。很難相信，這里曾是連溫飽都無法保障的貧困村。

尤為關鍵的是，這里的每一位村民都是集體經濟的擁有者。無論是村辦企業盈利分紅，還是多元化產業帶來的收益分配，每位成員都能公平分享發展成果。正是這種制度設計，成為他們收入持續增長的根本支撐。

這份底氣源自高達30多億元的集體總資產。而這些財富并非來自礦產資源或政策傾斜，完全是靠67戶人家齊心協力、一步一個腳印奮斗出來的成果。

回望過去，那時人均年收入尚不足50元，村集體不僅沒有積蓄，反而欠下8000元外債，日常生活用品需反復節省使用。如今的變化堪稱翻天覆地，而這一轉折的關鍵人物，正是帶頭人周寶生。

周寶生的“破局三步法”

1979年，年僅27歲的周寶生成為生產隊隊長。面對積貧積弱的局面，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采取“穩扎穩打、勇于探索”的三階段策略，逐步打開發展新局面。

首要任務是解決吃飯問題。他率先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按戶劃分，徹底打破“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困局。

此舉極大激發了村民的勞動熱情，以往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清晨下田、深夜歸家的辛勤身影，糧食產量迅速提升，全村很快實現自給自足。

周寶生深知，只有先讓百姓吃飽飯，才能談下一步的發展。溫飽問題解決后，人心穩定，群眾才愿意跟隨他嘗試新路徑。

隨后，他帶領村民從小本經營起步：開設雜貨鋪售賣油鹽醬醋，成立熟食攤挑擔走村叫賣，夏季則創辦冰棒作坊，靠一根根冷飲積累原始資本。

當其他村莊還在為農產品銷路發愁時，官橋八組已通過這些微利但穩定的生意攢下了第一桶金。

緊接著，周寶生頂住質疑聲進軍煤礦行業。這項被認為臟亂累且前景不明的產業，竟成為村子騰飛的跳板。煤窯年產達三千噸，年純利潤高達9萬元，在當時堪稱巨額收益。

更重要的是，他并未獨享這筆財富，而是將全部利潤返還村民，使每家每戶都成為實際受益者。

這一做法在周邊地區前所未有，徹底顛覆了“干部決策、群眾旁觀”的舊有模式，讓村民真正轉變為發展的參與者，極大增強了集體凝聚力。

有了資金基礎后，周寶生并未止步于眼前成就，反而清醒認識到“小打小鬧難成氣候”。于是，他組織村民陸續興建磚瓦廠、鑄造廠，并最終整合所有村級企業組建“田野集團”。

自此，官橋八組不再只是一個農業聚落，而轉型為集工業、能源、制造于一體的綜合性經濟實體。村民身份也發生轉變——既是農民，也是工人和企業股東，既能領取工資，又能享受年終分紅，致富積極性空前高漲。

把“小錢”聚成“大錢”

如果說周寶生是引領方向的燈塔，那么“集體經濟+利益共享”的運行機制，則是官橋八組創造30億財富的核心引擎。

許多鄉村難以擺脫貧困，原因在于要么各自為戰抗風險能力弱，要么因分配不公引發矛盾，最終導致合作破裂。

而官橋八組自始至終堅持“資產歸集體、收益依貢獻分配”的原則，有效規避了上述難題。

這種模式的優勢在市場波動期尤為突出。鄰近某村曾因單一作物種植短暫致富，但遭遇價格下跌后迅速返貧，缺乏多元支撐體系。

相比之下，官橋八組的田野集團涵蓋煤炭、建材、機械等多個領域，形成“多輪驅動、互為補充”的產業結構，即便某一板塊受挫，整體仍能保持穩健運營。

更為重要的是，村民個人利益與集體發展深度綁定，形成了“集體強則個體富”的良性循環。從最初的煤窯分紅，到后來的薪資加年度股息，收入隨集體資產增值同步提升，激發了全民投身建設的熱情。

正是這種“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協作精神，將千家萬戶的零散資金匯聚成推動發展的強大資本流，也為30億資產奠定了堅實根基。

既要金山銀山，更要子孫后代的“搖錢樹”

官橋八組的繁榮并非曇花一現的爆發式增長，而是兼顧當下收益與長遠發展的可持續模式，這得益于他們在生態保護與教育投入上的前瞻性布局。

不少村莊在致富過程中忽視環境代價，最終將綠水青山毀為荒山禿嶺，即使有錢也難享宜居生活。

但周寶生早在發展初期就提出：“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村里剛有盈余，便投入大量資金用于植樹造林、興修水利，將1000畝山地全部改種速生杉木，并制定嚴格規定：任何人擅自砍伐樹木，必予重罰。

多年堅持之下，村莊生態環境顯著改善，林木覆蓋率大幅提升，空氣清新，鳥鳴陣陣，后來成功獲評國家4A級旅游景區，既守護了家園，也為未來生態旅游埋下伏筆。

更值得敬佩的是，周寶生始終把教育視為“最值得的投資”。他主動對接武漢大學東湖分校，成功將高校校區引入村內，此舉在全國村級單位中極為罕見。

從此，孩子們不必遠赴城市求學，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優質高等教育。

當其他鄉村還在擔憂青年外流、下一代缺乏出路時，官橋八組的家庭已經開始認真討論子女高考志愿的選擇。

教育孕育未來的競爭力，生態保障長期的資源基礎。這兩項戰略性投入，使得官橋八組的富裕具備了傳承性，也讓“人人都是股東”的共富機制得以代代延續。

從年人均收入不足50元，到坐擁超30億集體資產；從低矮土房到整齊別墅；從面朝黃土的普通農戶，到擁有股權的企業主人，官橋八組的崛起之路絕非偶然。

它為中國鄉村振興提供了生動范例：真正的農村振興，不依賴外部救濟，也不追求少數人暴富，而是讓每一位村民都能成為發展的共建者與共享者。

67戶家庭的共富實踐證明，只要團結一心，把分散力量凝聚成合力，把短期收益轉化為長期資本，再貧瘠的土地也能變成充滿希望的“金窩窩”。“人人持股”不僅是財富密碼，更是通往共同富裕的精神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