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毛主席唯一留下來的合影，80年才被發現，那時他風華正茂

2009年初夏，湖南桂東沙田鎮一座斑駁的木房正被拆舊翻新。第一根橫梁落地，灰塵散去，一張裱在木板里的老照片從夾層里滑出。木屑未落盡，幾個工人湊上前，看清了照片里那張年輕而熟悉的臉——毛澤東。意外之余，他們立即通知遠在北京的屋主家屬，這幅影像的傳奇經歷由此被拉開序幕。

時間回撥至1929年6月19日。福建龍巖，艷陽高照，街角那家名叫“恒春”的照相館門口，四位身著灰藍粗布軍裝的青年并肩站定。掌機的師傅調好焦距，又連聲催促：“莫動，快門要開啰！”陳毅笑著側頭，低聲囑咐一句：“師傅，記得把我們都拍全，路還長，影子可不能短。”咔嚓——快門鎖住了當年的風華，也封存了一段紅色征程的起點。

照片里的四個人分別是朱良才、譚政、毛澤東、陳毅。那一年，毛澤東36歲，長發披肩，褲腿明顯短了一截，腳下草鞋略顯隨意；陳毅28歲，梳著整齊大背頭，神態昂揚；譚政27歲，目光清澈卻透出股沉穩；朱良才30歲，略顯瘦削，卻站得筆直。“三打龍巖”剛剛落下帷幕，紅四軍殲敵兩千余，繳槍近千，士氣正盛。短暫喜悅之后，一支在槍林彈雨中誕生的軍隊要向贛南繼續挺進，他們很清楚，下一次聚首也許要在更遙遠的地方。

提議“留影”的是朱良才與譚政。早在紅軍上井岡前，兩人便發現前線頻繁轉戰，別說拍照，連找一處僻靜之地修整都奢侈。如今龍巖城初定，他們說服毛澤東和陳毅擠出半小時走進照相館。朱德此刻奔忙于外線，想等也等不到，只好缺席。為了保險起見，朱良才當場寫下“1929·6·19攝于龍巖城”作為標記，隨之將相片分沖三份，一份隨身帶，一份寄回家鄉，一份留給閩西地方黨組織保管。戰場多變，分散保存方可減少遺失風險，這在當年是極尋常的做法。

回到照片被發現的那幢老屋。屋主正是朱良才的后人。原來，收到照片的朱家老人當即把它用黃紙包好，貼在中堂壁板后，為的是躲過靖衛團的搜查。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在湘贛剿共，常搜民居，一張帶有紅軍領袖合影的照片若落入敵手，整族難保。老人用最原始卻最牢靠的方式將它藏了八十年，一代又一代，竟無人再記得壁板后的秘密。

說起朱良才，他1913年生，早年喪父，靠教書度日，卻游走于農民協會、學運和兵運之間。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捕，面對刑訊，堅持“打倒列強與土豪劣紳”的口號。那個問他“出去還干不干”的宣傳科長趙薪傳，實際上是地下黨員；正是趙的暗中指引，讓朱良才用控告信的方式“借刀”削弱靖衛團，隨后安全獲釋。短短數月，朱良才便被發展入黨，幾乎將一生交付了血與火。

譚政的經歷同樣曲折。原籍湖南平江，早年參加學潮，后在平江起義中顯露才干。1928年上井岡，他已負責紅四軍政治部組織工作，編發簡報、管理俘虜、編寫政治教材，被稱作“前線的筆桿子”。戰地環境殘酷，紙張稀缺，他常把油印蠟紙貼在鍋蓋上曬干，再重復使用，涂改處密密麻麻，仍字跡清晰。

那段時期的毛澤東手握軍政大權，卻常換草鞋、挪紙張、睡篝火旁的巖洞。有人曾問他“何以泰然自若”，他揮手笑說：“山高路險也得走，只有打贏仗，百姓方能安生。”這句話后來被幾名戰士記錄在日記里，成為回憶錄里的珍貴注腳。陳毅則忙于整編隊伍，兼管對外聯絡。為了爭取閩西地方武裝，他白天作戰，夜晚按當地風俗去祠堂開“鬧元宵”式的群眾會，鼓動民團掉轉槍口。四個人的分工雖不同，信念卻空前一致，正是這股向心力驅動合影在龍巖誕生。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前夕，曾有同志建議把這張照片再次放大攜帶，但連續戰斗、缺乏相紙，提議被擱置。之后長征路上多個通訊站被毀，留在閩西的底片下落不明，隨身攜帶的一版又于1935年瀘定橋激戰時遺失。種種偶然，使老屋里那一張成為獨苗，從此沉睡。

1949年后，朱良才在新中國軍隊系統供職，官至副大軍區級。解放初期他曾調回井岡山地區進行土改，對當地地形了若指掌，卻怎么也找不到當年的那張照片。他常說：“要是能把那張合影找回來，該給軍史室一個交代。”遺憾伴隨他終老。1989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6歲。噩耗傳到西郊醫院，聶榮臻寫下“黨失一忠誠老戰士”致哀，這封信現存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八十年后的偶然發現，使得塵封往事重見天日。照片經權威機構鑒定，確定為龍巖老照相館1920年代所用的德國蔡斯鏡頭拍攝，銀鹽乳劑完好，細節清晰。更有意思的是，放大后可見四人背后墻上粘著一張價目表，“普通照 0.2元，精裝照 0.8元”，清晰記錄了當時的物價水平。

現在翻看這張影像，仍能感受那股昂揚的青澀與果敢。它不僅捕捉了四位后來對中國命運起決定作用的青年形象，更見證了中國工農紅軍從井岡走向全中國的雄心。合影之外的戰友大多未能等到天下太平，王爾琢早在1928年8月戰死；數不清的無名戰士埋骨于贛南、閩西、川北。這張照片之所以珍貴，就在于它替那些無名者留下了一幀時代剪影。

許多人疑惑：為何革命者在生死線間還有心思拍照？答案或許就在朱良才當年的盤算——時局兇險，人與人常在瞬間天各一方，影像是最簡單也最持久的“報平安”。正因如此，才有了龍巖這張“唯一”的留影，也才有了后世偶然驚喜的可能。要知道，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毛澤東下一次公開攝影還是在延安，整整相隔八年。

隨著照片被重新裝框，安放進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朱良才的遺愿得以完成。展柜下方的小標簽寫著：“毛澤東、陳毅、譚政、朱良才——攝于1929年6月19日福建龍巖”。參觀者往往駐足細看，驚嘆領袖也曾如此意氣風發、衣衫簡陋。有觀眾念出照片背后朱良才的題字，輕聲說：“那一年的他們，都還只是年輕的紅軍干部。”短短一句話，道盡了風云時代的蒼涼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