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胡耀邦打聽井岡山老同志還有誰？有人上報：還有位姓賀的老人

1979年2月，北京大會堂側廊里燈光微黃，胡耀邦停下腳步，抬頭問陪同人員：“當年在井岡山轉戰的同志，還剩下幾位？”話音剛落，幾位工作人員對視片刻，趕緊去翻閱檔案。很快，一張并不長的名單送到胡耀邦手中，末尾兩行尤為醒目：賀敏學、賀子珍。胡耀邦輕輕點頭，低聲自語：“賀老這樣的人，全國也沒幾個了。”那張薄薄的紙，悄悄掀開了一段塵封的往事。

追溯到1926年夏末，北伐軍沿著贛江一路向南，江西永新城頭旗幟更替。城里有位身形精悍的青年，姓賀名敏學，家境殷實卻不守書生章法。鄉親回憶他時常搖頭：這孩子小小年紀成日舞刀弄棒，算盤一次沒打過，卻把縣里兵痞得罪了個遍。那年秋，他索性離家避禍，跑到外縣拜師練武，一身硬朗真功夫就此練成。

永新的變局給了賀敏學舞臺。1927年春，他協助北伐軍整頓地方秩序，并被推舉為縣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老百姓說，縣里來了個“不穿長衫的秀才”，行事干脆利落。可4月12日反革命政變風暴席卷，永新國民黨土豪準備清黨，賀敏學“先發制人”，一夜之間逮了七八個頭面人物。6月10日敵軍反撲，他被捕入獄，妹妹賀子珍、賀怡僥幸脫身。

牢里陰暗潮濕，卻擋不住暗流涌動。賀敏學和幾名被關押的共產黨員湊到一起，半夜小聲商議：“獄外還有三縣農軍，可調得動人。”他們約定里應外合。7月26日凌晨，永新城墻突然爆起火光——永新暴動打響。那是大革命低潮期里罕見的一束亮光，為許多受挫的革命者添了底氣。

守不住城，就轉戰山。國民黨大部隊壓上來后，賀敏學果斷撤離，投袁文才、王佐所部，翻進井岡山密林。袁、王是當地早年“綠林”出身，兵勇多，紀律卻松散。賀敏學幫著整訓隊伍，教隊員挖掩體、修工事，還硬性推行夜哨制度。有人私下嘀咕：“這位賀副官比老袁還兇。”可幾次埋伏打成勝仗，大家才服氣。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向三灣集結。山上人馬不清底細，袁、王怕是敵是友。一連幾天，賀敏學派人打探，又親自下山探路。確認帶兵人正是毛澤東后，他給兩位首領做工作：“這是共產黨自己的隊伍，咱們若想對付圍剿，非得聯手不可。”袁文才沉吟片刻，拍拍桌子：“好！”就這樣，毛澤東才得以在井岡山安下第一塊根據地。

之后的改編更費周折。1928年2月，袁、王的部隊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已是黨員，思想工作簡單；王佐仍習慣單干，對中央派干部滿腹疑慮。毛澤東換人還不行，干脆讓賀敏學頂上。賀敏學到位第一天，就開文化課、拉夜校，帶兵練齊步、正步，甚至把繳獲的舊洋槍分批保養。半個月下來，悍匪作風大變，不許劫糧，不準打私仗。年底，王佐遞交入黨申請，介紹人一欄寫著“賀敏學”。

井岡山根據地由此穩固。緊接著，前委讓大批干部下山發動群眾。賀敏學被派往遂川、萬安、泰和，一年之間先后拉起三支游擊分隊。1929年紅四軍主力突圍，他毅然留在山里，率殘部轉移到贛南、吉安之間的深山，靠一桿老槍、一支竹哨，同追剿部隊拉鋸。十年里，他數次被包圍，甚至有一次后背中彈脫險。熟識的老鄉總說：“賀隊長命硬哩！”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奉命南下與新四軍會合。在皖南、蘇南抗日根據地里，人們只知這位指揮員能打硬仗，卻很少聽他提及井岡山的往事。就連妻子李立英都是后來聽朋友提起，才知道丈夫與毛澤東早年交情。有人追問，他常擺手笑道：“講那些舊事有啥意思。”

1949年后，賀敏學轉入地方工作，參與福建水利、林業建設。1954年冬，毛澤東在中南海西樓見到他，拍肩笑言：“老賀，武裝起義你是第一，上井岡你是第一，劃船過長江還是你第一。”一句“三個第一”把周圍人聽得目瞪口呆，而賀敏學只是嘿嘿憨笑。

歲月往前走，名字卻慢慢被塵封。1979年胡耀邦點名要查井岡山健在人員，檔案才再度翻開。工作人員寫報告時猶疑：這位老同志名不見經傳，資料也不多。可真正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清楚，沒有賀敏學，袁、王二支隊伍未必能順利改造，井岡山的旗幟也未必能插得穩。

1988年4月26日，福州春雨連綿。賀敏學病逝，終年八十余歲。噩耗傳到北京，不少知情的老戰友默默站立良久。有人感嘆，革命戰爭年代的“無名英雄”其實從不無名，那些倔強的背影早在歷史的山嶺間留下了清晰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