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北京大會堂側廊里燈光微黃,胡耀邦停下腳步,抬頭問陪同人員:“當年在井岡山轉戰的同志,還剩下幾位?”話音剛落,幾位工作人員對視片刻,趕緊去翻閱檔案。很快,一張并不長的名單送到胡耀邦手中,末尾兩行尤為醒目:賀敏學、賀子珍。胡耀邦輕輕點頭,低聲自語:“賀老這樣的人,全國也沒幾個了。”那張薄薄的紙,悄悄掀開了一段塵封的往事。
追溯到1926年夏末,北伐軍沿著贛江一路向南,江西永新城頭旗幟更替。城里有位身形精悍的青年,姓賀名敏學,家境殷實卻不守書生章法。鄉親回憶他時常搖頭:這孩子小小年紀成日舞刀弄棒,算盤一次沒打過,卻把縣里兵痞得罪了個遍。那年秋,他索性離家避禍,跑到外縣拜師練武,一身硬朗真功夫就此練成。
永新的變局給了賀敏學舞臺。1927年春,他協助北伐軍整頓地方秩序,并被推舉為縣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老百姓說,縣里來了個“不穿長衫的秀才”,行事干脆利落。可4月12日反革命政變風暴席卷,永新國民黨土豪準備清黨,賀敏學“先發制人”,一夜之間逮了七八個頭面人物。6月10日敵軍反撲,他被捕入獄,妹妹賀子珍、賀怡僥幸脫身。
牢里陰暗潮濕,卻擋不住暗流涌動。賀敏學和幾名被關押的共產黨員湊到一起,半夜小聲商議:“獄外還有三縣農軍,可調得動人。”他們約定里應外合。7月26日凌晨,永新城墻突然爆起火光——永新暴動打響。那是大革命低潮期里罕見的一束亮光,為許多受挫的革命者添了底氣。
守不住城,就轉戰山。國民黨大部隊壓上來后,賀敏學果斷撤離,投袁文才、王佐所部,翻進井岡山密林。袁、王是當地早年“綠林”出身,兵勇多,紀律卻松散。賀敏學幫著整訓隊伍,教隊員挖掩體、修工事,還硬性推行夜哨制度。有人私下嘀咕:“這位賀副官比老袁還兇。”可幾次埋伏打成勝仗,大家才服氣。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向三灣集結。山上人馬不清底細,袁、王怕是敵是友。一連幾天,賀敏學派人打探,又親自下山探路。確認帶兵人正是毛澤東后,他給兩位首領做工作:“這是共產黨自己的隊伍,咱們若想對付圍剿,非得聯手不可。”袁文才沉吟片刻,拍拍桌子:“好!”就這樣,毛澤東才得以在井岡山安下第一塊根據地。
之后的改編更費周折。1928年2月,袁、王的部隊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已是黨員,思想工作簡單;王佐仍習慣單干,對中央派干部滿腹疑慮。毛澤東換人還不行,干脆讓賀敏學頂上。賀敏學到位第一天,就開文化課、拉夜校,帶兵練齊步、正步,甚至把繳獲的舊洋槍分批保養。半個月下來,悍匪作風大變,不許劫糧,不準打私仗。年底,王佐遞交入黨申請,介紹人一欄寫著“賀敏學”。
井岡山根據地由此穩固。緊接著,前委讓大批干部下山發動群眾。賀敏學被派往遂川、萬安、泰和,一年之間先后拉起三支游擊分隊。1929年紅四軍主力突圍,他毅然留在山里,率殘部轉移到贛南、吉安之間的深山,靠一桿老槍、一支竹哨,同追剿部隊拉鋸。十年里,他數次被包圍,甚至有一次后背中彈脫險。熟識的老鄉總說:“賀隊長命硬哩!”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奉命南下與新四軍會合。在皖南、蘇南抗日根據地里,人們只知這位指揮員能打硬仗,卻很少聽他提及井岡山的往事。就連妻子李立英都是后來聽朋友提起,才知道丈夫與毛澤東早年交情。有人追問,他常擺手笑道:“講那些舊事有啥意思。”
1949年后,賀敏學轉入地方工作,參與福建水利、林業建設。1954年冬,毛澤東在中南海西樓見到他,拍肩笑言:“老賀,武裝起義你是第一,上井岡你是第一,劃船過長江還是你第一。”一句“三個第一”把周圍人聽得目瞪口呆,而賀敏學只是嘿嘿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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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往前走,名字卻慢慢被塵封。1979年胡耀邦點名要查井岡山健在人員,檔案才再度翻開。工作人員寫報告時猶疑:這位老同志名不見經傳,資料也不多。可真正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清楚,沒有賀敏學,袁、王二支隊伍未必能順利改造,井岡山的旗幟也未必能插得穩。
1988年4月26日,福州春雨連綿。賀敏學病逝,終年八十余歲。噩耗傳到北京,不少知情的老戰友默默站立良久。有人感嘆,革命戰爭年代的“無名英雄”其實從不無名,那些倔強的背影早在歷史的山嶺間留下了清晰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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