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澤東得知載濤生活困難，致信章士釗：送上人民幣2000元

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北京的夏夜悶熱。人民大會堂的一間休息室內，毛澤東和周恩來正與幾位新老朋友談笑。一位白發卻腰桿筆挺的老人被引了進來，他就是68歲的愛新覺羅·載濤。毛澤東握手時順口問：“你和溥儀還有聯系嗎？”老人忙擺手說：“他是戰犯，怎敢來往。”毛澤東哈哈一笑，叫人安心。屋子里的氣氛，就這樣從拘謹轉向溫暖。

載濤的名字，清末民初的史書并不陌生。光緒二十五年生人，他少年留學德國，見識過普魯士軍制，回國后曾任陸軍大臣。辛亥風云一起，王公大臣的榮耀倏忽變色，家底豐厚雖未瞬間瓦解，卻像冬雪遇春，漸次消融。最難的是北洋時期，俸銀縮水，族產拋售，最后只能在前門擺攤修鐘表，換口飯吃。有意思的是，他始終拒絕日本人的“親王”高帽。關東軍威逼利誘時，他拍案：“要么開槍，要么請回。”這句硬話，在亂世傳為小小佳話。

北平和平解放后，街道派出所長上門請他協助工作。曾經的“七爺”，被鄰居們改口叫“老載”，稱呼一變，身份也就從舊日貴胄轉成了社區大爺。載濤拿著掃把站在胡同口，看見小學生路過，會一本正經地糾正隊列，頗有當年閱兵的架勢，街坊們笑他“弼馬溫改行當城管”。他也樂，回一句：“人民的差使，怎么都行。”

國家進入全面建設時期，軍馬短缺。1950年夏，朱德簽批命令，讓載濤主持挑選兩萬五千匹軍馬運往朝鮮。年逾花甲的老人騎在馬背上，穿行寧甘草原，風沙刮得臉如老樹皮。他摸一匹馬的鬃毛，嘴里還念叨：“這家伙踢勁大，能拉炮。”同行的年輕軍官背后議論：“真看不出，這老爺子拼得這么狠。”一句玩笑，掩不住他們的欽佩。

比沙塵更難擋的是生活窘迫。老宅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月俸150元，既養家又顧不上修屋。偏偏他愛面子，逢人笑呵呵，從不言苦。消息傳到北京，卻繞了個大圈子：1964年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同章士釗談教育，忽然問起溥儀的近況。有人提及溥儀叔父艱難度日。毛澤東皺眉，“載濤是老同志，不能讓他捉襟見肘。”說著，當場決定從稿費里撥兩千元，讓章士釗轉交。

兩千元在當時是筆大數目，相當于普通工人兩年工資。章士釗領了信件和現款，先去東城區一處灰墻青瓦的小院。見面剛寒暄，他遞上信箋。載濤抖開的瞬間，手微微發抖，墨跡遒勁卻有些抖歪。他讀完，只說了八個字：“春風拂面，何敢當之。”隨后在炕桌上攤紙，寫了回信，字數不多，只感謝一句“主席念舊，愚叟銘心”。那夜，北京起了小雪，老屋房梁沒再滴水，因為家中已經悄悄拉起油布，等春暖便動工修繕。

同一時間，章士釗也帶著另一封信去了溥儀處。溥儀剛憑《我的前半生》得到第一筆稿費，自覺手頭還算寬裕，推辭道：“我不能再給國家添麻煩。”章士釗笑：“主席說這是心意，你若不收，他心里不安。”兩人一番謙讓，終究還是收下。溥儀夜半提筆留詩，寫“傾海難盡黨恩”，文筆未改舊皇帝氣，心境卻已和當年大不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筆錢并非一次性溫情。1965年，北京市民政部門專門為載濤調撥木材，幫助加固老宅；又在宣武區給他安排了門診綠色通道。有人納悶：“一個前清親王，何至此待遇？”熟悉內情者搖頭，“新社會對人不對姓，認的是態度。”這話聽著樸素，卻點明了時代邏輯。

時間推回1962年初春，頤年堂小宴還歷歷在目。毛澤東引著溥儀入座時說過一句半真半玩的調侃：“昔日皇帝，如今公民，大家同桌喝茶，有什么不自在？”這句話后來被載濤講給家里孩子聽，孩子們樂成一片。第三代里，有的在首鋼煉鐵，有的在內蒙古放牧。祖父年輕時騎歐洲戰馬，如今孫輩握焊槍、學勘探，日子翻篇，也算對得起他當年拒絕當漢奸的一口硬氣。

1967年5月，載濤病逝，享年80歲。治喪小組去清理遺物，發現最醒目的不是古董，而是那封1964年2月的信，半舊信封貼著印泥，夾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里。有人輕聲念出信中一句：“送上人民幣二千元，請為轉致載濤先生為荷。”屋外樹梢掠過一陣風，檐下銅鈴叮當，像是老人最后一次回應——那個冬天的雪夜，他已在心里收好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