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我軍打仗籠統分2種風格：一是毛主席打法，二是徐向前打法

1947年初冬，延安東南四十里的山溝里，警衛員端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送進窯洞。毛主席抬頭說了一句：“今天得把胡宗南再晾一晾。”這句話后來在指戰員之間悄悄流傳，被視作掌控戰場節奏的生動注腳。自土地革命戰爭起到新中國成立，人民軍隊的作戰風格大體可以看到兩條清晰脈絡：一種是毛主席式的“換時空、調節強弱”；另一種是徐向前式的“活用群眾、靈動切換”。二者同根同源，卻在細節上各有妙處。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突圍，湘江戰役后傷亡慘重。毛主席在連續夜行百里后提出“避實擊虛”，反復強調“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概念并不復雜，關鍵在于對戰場主導權的堅持。哪怕只剩三千人，也要讓敵人摸不著脈。于是有了烏蒙山回旋，也有了四渡赤水。那段時間，紅軍行軍路線像寫意山水，幾筆勾勒卻把數十萬追兵牽著走。

同一時期，遠在鄂豫皖山區，徐向前正率紅四方面軍與桂系軍閥周旋。裝備差、彈藥少，正面硬碰幾乎無勝算，他干脆把隊伍拆成許多“流動據點”。有人問他圖什么，他笑道：“人動則活。”在這種思路下，紅四方面軍不靠山險，而靠“人山”——群眾。情報、糧秣、向導，層層送到。對手往往兵臨空寨，卻撲個空。

1935年遵義會議后，毛主席的指揮權得到確立。此時他已將游擊戰升華為“以存為亡、以退為進”的戰略體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岡村寧次調集精銳掃蕩華北根據地，卻發現自己像個笨重獵戶，被成群結隊的“小股”逼得團團轉。岡村私下抱怨：“他們總是化整為零，打也打不著。”這種被動感正是毛主席要的效果——把時間拖成自己的盟友，把空間變成敵人的陷阱。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1938年奉命赴太行平原時，面對光禿禿的莊稼地，一些山地出身的戰士發愁：沒山可依，咋打？徐向前提出“人山”理論：把村莊、老百姓的炊煙、夜色，都當作山來用。白天隱藏，夜里突插。三個月下來，平漢鐵路北段被迫停運，日軍不得不把兵力分成數十處守備，正落入我軍“分而殲之”的節奏。

1940年，百團大戰硝煙彌漫。表面看是彭德懷統一指揮，但毛主席在延安發出的電文明確要求：“戰后即分散，勿貪一城一地。”大打之后還要靈活游擊，這是毛氏風格的一體兩面：集中優勢兵力啄中要害，然后立刻還原為星星之火。倘若一味戀戰，很可能被敵人重兵合圍，重蹈國民革命軍慘敗覆轍。

抗戰勝利后，國共矛盾迅速激化。1946年，蔣介石部署全面進攻，中原地區戰火再起。徐向前時任晉冀魯豫部隊副司令，遼沈戰役前夕，他向總部呈報電報指出：“敵未必全是硬骨頭，先吃軟肋，震其全身。”這套思路與毛主席“先打弱敵”異曲同工，卻在執行層面更注重穿插割裂。徐部多個旅夜行百里抄敵側翼，留下的僅是滿山空壕。1947年山東孟良崮，粟裕采取同樣手法，集中起七個師“十當一”，一舉端了整編七十四師。軍事史家常說：“孟良崮既是毛主席戰略的案例，也是徐向前戰術的影子。”并非空穴來風。

1948年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打響，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勝階段。此時我軍兵力已由弱轉強，然而毛主席仍叮囑“打得快，打得全”。原因很現實：拖久了，美援可能源源不斷；留遺漏，敵人或會卷土重來。所以遼沈戰役林總一個月定乾坤；淮海戰役粟劉四十余天圍殲五十五萬。速決背后是對戰略時機的極度敏感。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對運動戰的理解并未停留在“走”，而是“走中有停”。他反復強調“歇腳是為了再跑”，因此在川陜根據地親自主持三個月“大練兵”，先把新兵輪訓，再拉出去磨。待紅軍主力長征離開后，川陜游擊隊仍能遲滯幾十個師的“圍剿”，靠的正是那股練出來的硬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走出城頭，望著進城的解放軍列隊感嘆：“你們紀律太好了。”這種紀律感源頭可追至1928年井岡山“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也能在徐向前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臨戰守則》中找到影子。黨指揮槍、槍聽黨的，兩位統帥從未分歧。

如果把毛主席的打法比作一盤精心布局的圍棋，徐向前的打法更像快刀劈麻。前者重在大勢與節奏，把敵人牽進去慢慢絞；后者注重節點與爆點，抓住空當立刻撕口。兩種風格相互補充，把人民軍隊從小推到大，從山溝推到城市。

1950年春，我軍總參謀部匯編《作戰原則匯要》。其中“靈活機動、避實擊虛”和“發動群眾、軍民合力”兩條并列出現，被視為制度化的作戰準則。文件上沒有署名，卻透出毛主席和徐向前共同烙下的痕跡。此后，無論在朝鮮戰場還是邊境自衛反擊中，這套思路仍被反復驗證。城縣小卒，亦能心中有數：什么時候該拉開距離，什么時候該一口吃掉。

毛主席和徐向前在戰術課堂上從未同臺授課，卻用一場又一場生死之役，為后來者留下一部活的教科書。年輕指揮官只要順藤摸瓜，便能看到兩條清晰線路——一條講整體、一條講靈動，交織成人民軍隊最終勝利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