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守志回憶：老部下王聚生曾對他說，不能把勝利寄托在敵人愚蠢上

1980年11月下旬，江北一座剛啟用不久的綜合訓練場突遭“炮火”。刺耳的防空警報、鋪天蓋地的催淚煙讓觀摩席上的來賓一片混亂。幾分鐘后，“藍軍”指揮席中傳出低沉笑聲，操縱這一切的正是王聚生。演習結束，戰(zhàn)評會里有人壓低聲音嘟囔：“又是他，夠狠。”場邊的向守志并未責怪，反而輕輕拍了拍椅背，好像在說——正需要這種狠勁。

向守志調任南京軍區(qū)已三年。1977年9月30日，他抵達大校門口時，杜平政委率機關全員列隊歡迎。那天的掌聲之后，向守志迅速把“研究外軍、改革訓練”寫進工作筆記。外人只看到新任副司令員雷厲風行，軍區(qū)內部卻知道，這位“炮兵司令”喜歡從冷資料里找靈感。明代戚繼光借“客兵”破韃靼的史實，被他圈了粗線；美軍“假想敵”扮蘇軍的照片，也被他貼在辦公室墻角。數(shù)十年間，觀念碰撞升溫，最終醞釀出后來整建制的“藍軍”雛形。

七十年代初，我軍曾擬定“741”計劃，引進假想敵思路，但因形勢變化暫時擱淺。缺口卻自此顯露。幾乎同步，美國正在內華達沙漠建“紅旗”演習場，以色列在66年就讓叛逃飛行員穆尼爾帶隊模擬蘇軍空戰(zhàn)；西德亦忙著讓豹式坦克學T-62的進攻節(jié)奏。世界各國的訓練都往“真猛”上靠，反觀當時國內演習，“紅必勝、藍必敗”的劇本化痕跡揮之不去。向守志對此十分警覺：“一旦上戰(zhàn)場，誰會按劇本陪我們演？”

1975年夏，南京軍區(qū)一個師在皖南山區(qū)試行“小規(guī)模對抗”。導演部臨時圈出一個連當“敵軍”，卻發(fā)現(xiàn)“折騰”不到半天就露餡。那次不算成功，卻讓年輕的王聚生記了心。1961年入伍的他，炮兵出身，骨子里帶著探索欲。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把全部業(yè)余時間撲在外軍資料上，遇見難啃的英文條令，就把發(fā)條鬧鐘放在桌角，一頁頁啃。有人見他深夜還在燈下畫蘇軍裝甲箭頭，問他圖啥，他只笑：“先把敵人摸透，戰(zhàn)場上才能活。”

1980年初春，軍區(qū)籌備大規(guī)模聯(lián)合對抗。參謀處想按舊慣例給藍軍“限定動作”，王聚生當面頂了回去：“不能把勝利寄托在敵人愚蠢上。”此話讓會場短暫沉默，向守志卻點頭同意：“演習就得先難后易，別反過來。”于是，藍軍得以放開手腳。結果紅軍數(shù)次受挫，場外議論紛紛。有人說藍軍太“陰”，有人說紅軍指揮不靈，但誰都得承認，被逼急的官兵反應速度和協(xié)同能力肉眼可見地提高了。

那一年，王聚生指揮的“藍軍”干了兩件頗具爭議的事。其一，他啟用兩架繳獲的老運輸機改裝“低空撒布載機”，夜里突然從紅軍縱深投下大量“油桶爆震彈”（演習用空筒），搞得紅軍通信夜網癱瘓五小時；其二，他讓偵察分隊偽裝成“難民”接近紅軍旅部，短暫插入電臺后實施信息壓制，連導演部都被迫加塞通報。這兩招招致不少投訴，可復盤時，紅方承認自己暴露了空情監(jiān)控和身份識別的短板。半年后，紅軍重新設計防空火力圈，同類問題再沒出現(xiàn)。

有意思的是，王聚生并非只會“下黑手”。他為對手留下的“練兵手冊”厚達十余萬字，每場對抗后準時送到紅軍營連排長手里，注明薄弱環(huán)節(jié)、建議修補方案；甚至連他自己開發(fā)的小工具——用廢布與竹條制成的“簡易雷達反射角標”——也附圖紙共享。向守志把這叫作“一狠、二嚴、三幫”。狠得下心，嚴得住自己，最后還得幫對方總結。有對抗才有磨合，否則藍白都越練越花架子。

這些變化很快反映到更高層面。1981年，《解放軍文藝》刊出報告文學《藍軍司令》，作者江永紅、錢鋼鐵用大量細節(jié)還原王聚生的訓練日常。文章推出后，引發(fā)全軍熱議。次年，軍委訓練部點名推廣南京軍區(qū)經驗，北京、濟南、廣州等軍區(qū)先后組建藍軍分隊。到1985年，我軍在皖東山谷正式掛牌“合同戰(zhàn)術訓練中心”，外號“中國歐文堡”。首批進駐的便是王聚生帶出的骨干，他們穿雜色迷彩，駕駛噴著俄文編號的舊式裝甲車，連步伐口令都換成了帶鼻音的外語。

世人往往關注技術，更難得的是觀念更新。從戚繼光的“客兵”到王聚生的“藍軍”，貫穿其間的，是對假想敵“像敵更像”的追求。西點軍校的教材里寫道：“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訓練場上被忽視的對手。”向守志十分認可。1982年他主政南京軍區(qū)時，每遇師旅級演練，都要問一句：“藍軍有沒有新花樣？”倘若回答含糊，他會皺眉提醒：“不出招，就等于沒練。”

資料統(tǒng)計顯示，1983年至1986年，僅南京軍區(qū)就組織各型聯(lián)合對抗演習四百余場，藍軍勝率接近六成。數(shù)字背后，紅軍旅長們的戰(zhàn)術報告越來越厚，戰(zhàn)斗力曲線則穩(wěn)步上揚。不少后來成為集團軍主官的軍官，回憶起那段歲月，給出同一句評語：“先讓王聚生贏，我們才學會怎么贏。”

1988年盛夏，向守志在訓練場邊與王聚生短暫寒暄。“這些年招法用得差不多了，接下來準備怎么辦？”老司令翻出隨身筆記，隨手遞給王聚生。后者笑著回答：“山外有山，書里有路，敵人每天都在變，我們也得天天換腦子。”寥寥數(shù)語，仍是熟悉的鋒芒。

停筆多年后回望，向守志曾把那句“不能把勝利寄托在敵人愚蠢上”寫進個人手稿扉頁。對抗式訓練催生了更先進的技術、更科學的條令、更成熟的指揮鏈，更讓一批像王聚生這樣的“磨刀石”脫穎而出。歷史不會褒獎排練好的舞臺劇，它只記住真實的較量，而“藍軍”的意義，恰在于讓真實提前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