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了兩位可靠的干部，執行一項特殊任務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凌晨，北京城還在薄霧里打著瞌睡，長安街的路燈卻通宵未熄。就在前一夜，最高層剛剛完成了一樁關乎黨和國家命運的驚險行動，知情者寥寥。

外界聽不見風聲，是因為兩座關鍵陣地被提前牢牢掌控——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人民日報社。若這兩張“喉舌”失守，信息一旦被歪曲，苦心布局很可能前功盡棄。

籌劃此舉的，是彼時年逾七旬的葉劍英。老帥眼光凌厲，深知輿論陣地一刻不可失手，卻也知道挑人更難。于是，他在9月下旬便把名單寫在一張小紙片上，鄭重呈給華國鋒：耿飚、遲浩田。兩人得用，不容更改。

為什么是他們？先說耿飚。外號“耿大膽”，從紅一方面軍走到抗美援朝，既打得了仗，又談得了外交。六十年代末，他在阿爾巴尼亞當大使，回國后又到中聯部管“外事”，消息靈、手腳快。葉帥與他同甘共苦已三十年，知根知底。

更重要的是，耿飚有一副特有的老練“外交腔”。那時廣播站里魚龍混雜，既有老兵，也有剛從社會招來的技術員。要讓大家在極短時間里心悅誠服地聽命行事，既要擺得平人，也要守得住機密，外交官的老辣與將軍的硬氣缺一不可。

遲浩田的履歷同樣不尋常。別看他是北京軍區的副政委，誰能想到早在七十年代初，他就曾被借調到解放軍報社當副總編輯。軍中威望加上對辦報流程門兒清，這個組合讓葉帥底氣十足。

十月六日晚上八點零五分，耿飚家里那部紅機電話閃出綠燈。接通后傳來一句低沉的話音：“是我，國鋒。馬上到懷仁堂。”簡單七個字，沒有寒暄。耿飚只回了一個“好”字，抓起軍大衣就往外沖。

九點半，他抵達懷仁堂西側偏廳，看見葉劍英與華國鋒并肩而立。葉帥抬眼，聲音極輕：“中央廣播事業局交給你，今晚務必穩。”耿飚點頭，順手摸摸腰間，空空如也。華國鋒遞上一行字，一張手令，白紙藍字，落款“華國鋒”。

十點一刻，耿飚帶著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和十名警衛乘吉普直奔復興門外廣播大樓。樓里燈火通明，守夜編輯不敢多問。耿飚亮出手令，叫局長鄧崗把領導班子通通請來。門口兩名戰士上崗，走廊里再無嘈雜。此后十日，耿飚鞋不脫、襪不換，累極便靠墻瞇一會兒。電臺正常播音，外界只道一切如常。

另一頭，遲浩田在唐山救災指揮部里剛從余震廢墟下抬出傷員，電話急促響起。“老遲，馬上回京。”葉帥語氣硬，說完即掛。當天深夜，軍用直升機把遲浩田送到南苑機場。二十分鐘后，他進了人民日報社后門。

遲浩田的辦法更干脆。先找來保衛干事交代警戒，再把報社原領導集中到會議室。屋里靜得能聽見鐘擺晃動，他敲兩下桌子：“從此刻起，這里由工作組負責。散布謠言者，軍法從事。”短短一句，先立規矩，再談工作。老編輯們私下嘀咕：“這位副政委脾氣不小。”可是報紙第二天依舊準點發行，沒有半點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與葉帥的淵源深厚。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們就同在北平的“軍調部”拆過國民黨埋下的竊聽器。那次，耿飚掀開地毯，剝出麥克風，弄得對方下不來臺。從那以后，葉帥認定這人靠得住，危急時刻能頂得上。

而遲浩田的“文官”經歷，則讓葉帥常笑他是“寫文章最好的將軍”。解放軍報社兩年磨煉，他練出一雙能嗅出稿件問題的鼻子。華國鋒問葉帥：“人民日報這么大攤子，他行嗎？”老帥擺擺手：“不行也得行，遲浩田不會讓我丟人。”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街頭陸續貼出公告，新華社發布通稿，中央決定成立新的新聞宣傳領導小組；八百里外的基層連隊也在收聽電臺。那條熟悉的女播音員聲音平穩無波，卻意味著風向已經徹底轉換。

一個月后，耿飚向中央遞交書面報告，字句簡潔：廣播、電視已完全受控，思想穩定，無泄密。隨后他調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繼續在國際舞臺周旋。再過一年，遲浩田奉調總參，換回了戎裝。兩人都沒再提那十余天的細節，連回憶錄里也只寥寥數語。

歷史留下的，是一行行電波與鉛字背后那晚的暗流涌動。任務完成得干凈利落，卻沒有勝利的喧鬧，只有夜色中幾聲短促的軍號——那是兩位老兵確認彼此平安的暗號，也是葉劍英挑人的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