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自2022年2月俄烏沖突全面爆發以來,烏克蘭實施了全國范圍內的軍事動員。然而,隨著戰爭的持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浮出水面。據新上任的烏克蘭國防部長費奧多羅夫披露,大約有 20 萬烏克蘭軍人未經正式批準擅離職守,另有 200 多萬烏克蘭人因逃避服兵役而被列為通緝對象。這一數字背后,折射出烏克蘭社會對這場戰爭的復雜心態和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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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兵役并非簡單可以用“愛國”或“不愛國”來評判的行為。深入分析,這種現象反映了多重社會現實。首先,戰爭的長期化與殘酷性使許多人產生生存恐懼。隨著沖突第四年接近尾聲,烏克蘭已承受了幾十萬乃至上百萬軍人傷亡和平民死傷,前線戰事的慘烈通過社交媒體、返鄉士兵的口述以及官方逐漸公布的傷亡數字,使許多家庭對送親人上戰場產生猶豫。
其次,經濟與家庭壓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上千萬難民逃離烏克蘭,國內經濟嚴重萎縮的背景下,許多家庭依賴男性成員維持生計,失去主要勞動力可能意味著整個家庭的生存危機,一個家庭怎么活下去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第三,對戰爭目標與結果的質疑在部分民眾中滋生。雖然烏克蘭官方和多數民眾仍堅持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但長期消耗戰的前景令人憂慮,戰爭中暴露出的腐敗丑聞令人郁悶。一些人開始思考:這場戰爭最終能否實現預期目標?付出的巨大代價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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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作家謝爾希·扎丹指出:“每個社會都有其承受痛苦的限度”。當一個社會被要求“無限承受”,它最終會用沉默、逃離或崩散來回應。隨著戰爭持續,原本高度團結的烏克蘭社會開始出現更復雜的聲音。一方面,許多烏克蘭人仍然堅定支持抵抗,視之為對國家生存的必要捍衛。另一方面,一部分民眾,尤其是直接承受戰爭沖擊的東部和南部居民,開始表達對和平的渴望,即使這意味著妥協。逃兵及逃避兵役現象反映了“群眾在反思這場戰爭值不值”。這種反思并非簡單的反戰情緒,而是對戰爭代價、目標實現可能性及未來國家重建難度的復雜權衡。
面對逃避兵役現象,烏克蘭政府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維持兵力以保衛國家,另一方面又需考慮社會承受力。畢竟200多萬人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目前烏克蘭政府已采取多項措施:一是加強邊境管控,限制適齡男性出境;二是擴大征兵隊伍,更新征兵名單;三是提高對逃避兵役的處罰;四是試圖通過愛國宣傳、提高軍人待遇等方式增強征兵吸引力。然而,這些措施效果有限,且可能加劇社會緊張。一些歐洲國家已開始討論將被遣返的烏克蘭逃役者視為難民而非逃避兵役者,這增加了問題的國際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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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萬人逃避兵役的現象引發了關于現代戰爭中公民義務界限的深刻討論。在何種情況下,個人有權拒絕為國家犧牲?國家可以要求公民承擔多大程度的犧牲?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一方面,國家有權要求公民履行保衛祖國的義務;另一方面,當戰爭變得遙遙無期、代價巨大時,個人的生存權與家庭責任也應得到考慮。烏克蘭哲學家瓦迪姆·舒梅科指出:“當一個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時,集體義務凸顯;但當這種義務無限延伸,開始吞噬整個一代人的未來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種要求。”,歷史表明,長期戰爭往往會導致“戰爭疲勞”和社會分化。從美國越戰到蘇聯阿富汗戰爭,逃避兵役都是普遍現象,反映了民眾對戰爭支持度的變化。
烏克蘭20萬逃兵和200多萬逃避兵役的數字,不僅是一個軍事問題,更是社會心理的晴雨表。它表明即使在生存危機面前,民眾對戰爭的支持也非無條件、無限制。烏克蘭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在捍衛國家主權與顧及民眾承受力之間找到平衡點。推動政治解決途徑,避免這場戰爭徹底摧毀一代烏克蘭人,成為一個必須被思考的課題。這場沖突的價值與代價,或許只有歷史才能給出公允評判。但當下,每一個逃避兵役的數字背后,都是一個掙扎的靈魂、一個矛盾的家庭和一個對和平與生存權提出質詢的聲音。這些聲音,值得被聽見、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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