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護士為傷員吸出膿痰，21年后傷員成開國大將，她成為大將夫人

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授銜典禮隆重舉行。燈光穿過淡淡霧氣，映在臺下人群的神情里。徐海東身披大將軍銜，左眼下方淺淺的彈痕仍在，卻不如胸口那枚金星耀眼。他舉目四望，目光終落在一位眉眼溫婉的女子身上——周東屏。從軍裝到旗袍，兩人走了整整二十一年。

把時針撥回到1934年11月。大別山初冬，寒意逼人。紅二十五軍三千將士奉命北上抗日，即將離開何家沖。出發前夜，衛生隊七名女護士圍著油燈小聲商量：是留下照顧傷病員，還是隨主力踏上未知的長征之路？討論正熱烈，軍長徐海東策馬巡營，聽見抽泣聲，勒馬停下。

“軍長，我們想跟大部隊走！”幾個姑娘紅著眼，攔住戰馬。面對可能死無葬身之地的遠征，她們卻拒絕安置。徐海東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跟我走”，然后調轉馬頭去協調。就這樣，女護士們將命運綁上了遠征的行軍列。

進入十二月，隊伍從鄂豫皖老區一路北上，經過豫陜交界。10日清晨，洛河兩岸霧鎖山林，國民黨騎兵突然沖擊。鏖戰后敵軍棄甲，徐海東卻在追擊中中彈：子彈自左頰穿入，從頸后呼嘯而出。后撤途中，他因喉部被血塊阻塞而瀕臨窒息。

行軍醫護攜帶的器械有限，簡易喉鉗根本夠不著深處。救護棚里忙成一團，呼吸越來越弱。就在眾人束手無策時，一張稚氣未脫卻剛毅的臉擠了進來。她叫周少蘭，當時尚未改名。姑娘輕聲說：“我來試試。”說完俯身，大口吸出凝血與膿痰，嗆得面頰通紅，卻沒停。三分鐘后，氣流重新通過聲門，帳篷外士兵聽見軍長微弱的咳嗽聲，炸開了歡呼。

那四日四夜，南坡溫度零下，藥品缺乏。周少蘭用熱水袋焐傷口，用羊毫管滴水潤喉，幾乎沒合眼。吳煥先來看望，半開玩笑卻意味深長：“小周，你看護得這樣仔細，軍長醒了可得感謝你。”話音剛落，她漲紅了臉。

徐海東十二月十四日蘇醒，第一眼見到的正是那個裹著舊棉襖的姑娘。傷痛讓他煩躁，部下噤若寒蟬，唯有她能閑話家常安撫情緒。漫長行軍間，徐海東愛講湖北黃梅戲段子，時常把她逗得前仰后合。同行的戰士暗自打趣：虎將遇到了“軟刺刀”。

1936年初到達陜北永坪，硝煙暫歇。窯洞里，兩人湊不齊手絹錢，只用一撮松枝做信物完成婚禮。徐海東當場給妻子改名，“東，取自我的姓；屏，意為屏障。”周少蘭答應，從此署名周東屏。新娘第二天即被派往瓦窯堡紅軍醫院，她沒抱怨，反倒說：“地方大，用得著我。”

抗戰八年，徐海東兩度負重傷，胃穿孔、瘧疾輪番折磨。周東屏隨軍輾轉，桂林小診所、太行山石窯、晉西北土坯房里，藥品耗盡便用鹽水、草藥頂替。她總喜歡在藥紙背面記下體溫脈搏，密密麻麻，一望便知輕重。有人問她苦不苦，她搖頭：“海東在前線更苦。”

1949年渡江前夕，徐海東因舊傷復發住進上海龍華醫院。開拔前夜，他躺在擔架上，拉著妻子衣角低聲囑托：“別跟，我拖累你。”她回一句：“你走，我也走。”這簡單對話后來成了不少老兵口中的佳話。

新中國成立后，徐海東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卻因積勞成疾長期治療。周東屏幾乎搬進病房，針劑、飲食獨自打理，一度瘦得手腕露骨。護士勸她休息，她擺擺手：“我在行。”這種執拗，讓同事既心疼又佩服。

1955年授銜那天，徐海東從主席臺下來，軍禮還未收回，轉身便扶住妻子的手臂。有人起哄：“大將夫人了，說幾句。”周東屏卻只說了十二個字：“他是兵，我是衛，依舊本分。”不假辭色，也不客套。

1970年三月，徐海東病逝。按規矩，遺體告別須公開，但周東屏堅持先讓老戰士瞻仰，再開大門。她認為，這些兄弟跟隨海東最久，理應站在最前排。同年冬，她把丈夫留下的所有津貼交公，自己搬進普通樓房。

1997年深秋，周東屏病危。彌留時，她讓護士取來當年長征路上殘存的一張藥紙，上面依稀能辨“十二月十二日，體溫三十九點五”字樣。她合上眼，嘴角微動，沒有人聽清那句呢喃，大概又在喚“海東”。

史料顯示，紅二十五軍長征行程一萬三千余里，傷亡率高達四成。倘若沒有周東屏那次“以口吸痰”，徐海東或許難見曙光。一個普通護士改寫了共和國將星的生命線，也用三十余年漫長歲月守住了自己的承諾：當他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