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陜北的黃土高原上,劉志丹率領(lǐng)的紅軍隊伍,被敵人重重包圍,卻越打越強。
到了1935年,它竟成了全國唯一保存完好的革命根據(jù)地,還迎接了各路長征而來的紅軍。
而當時南方的根據(jù)地,像中央蘇區(qū)、鄂豫皖蘇區(qū),不是規(guī)模更大、影響更廣嗎?為什么最后是偏遠的陜北成了最終的落腳點?
當然,不能否定南方南方各個根據(jù)地的犧牲和貢獻,在1934年前后,南方各個根據(jù)地實際面臨著巨大困難。
比如中央蘇區(qū),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面對國民黨50萬大軍的堡壘戰(zhàn)術(shù),硬碰硬的消耗戰(zhàn)讓紅軍損失很大,最后不得不戰(zhàn)略轉(zhuǎn)移。
鄂豫皖蘇區(qū)也類似,地處中原要地,四面受敵,回旋余地小。
它們的劣勢,往往在于離敵人統(tǒng)治核心太近,壓力集中,一旦戰(zhàn)術(shù)僵化,就容易被重兵困住。
而此時,偏遠的陜甘蘇區(qū)卻像山溝里的野草,迎著風反而長得更旺了。
這背后的關(guān)鍵,就是劉志丹摸透了一套 像彈簧一樣能屈能伸的生存法則。
劉志丹于黃埔四期步兵科畢業(yè),1925年正式加入我黨后,由黨組織派遣進入軍校深造。
在校期間,他結(jié)識了周恩來、陳賡等同志,并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革命活動。
畢業(yè)后,打過北伐戰(zhàn)爭,革命經(jīng)歷豐富,是我黨一名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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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出身的他不僅善于打仗、而且很會開辟根據(jù)地。
而開辟根據(jù)地就是劉志丹是生存的辦法之一。
劉志丹部的根據(jù)地不只有一個,隊伍不只有一種來源,打仗不只用一種方法,民心更是他最大的靠山。
正是這套辦法,讓陜北在那段最艱難的歲月里,不但沒垮掉,反而成了紅軍最后的家。
劉志丹常說,干革命不能只守一個地方,得像聰明的兔子一樣,準備好幾個“窩”。他的“三窟”指的是三個可以互相支援的游擊區(qū):
第一個在陜北安定一帶,管著靖邊、綏德這些地方;
第二個在隴東的南梁,照顧華池、合水、慶陽;
第三個在關(guān)中的照金,輻射到栒邑、正寧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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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辦法實際非常高妙:當敵人集中力量打一個地方,紅軍就轉(zhuǎn)到另一個地方去,同時其他區(qū)域的部隊還能在敵人背后捅刀子,讓他首尾難顧。
南方一些根據(jù)地失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回旋余地太小,容易被敵人“包餃子”。
而劉志丹的“三窟”正好破解了這個難題——你打你的,我跑我的,山溝溝里,看誰更熟路!
1935年,國民黨調(diào)了十幾萬人來“圍剿”,劉志丹就是靠著這幾個地方來回周旋,讓敵人撲來撲去總是撲空,最后硬是把這次大規(guī)模的進攻給挫敗了。
早在1929年,劉志丹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搞武裝不能太死板,得有三種顏色:白色、灰色、紅色。
白色:就是派人悄悄做國民黨地方部隊的工作,爭取他們;
灰色:是收編改造那些土匪武裝,把他們拉過來;
紅色:才是咱們自己組織的工農(nóng)隊伍。
他說得很實在:“干革命,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咱們多一份力量,敵人就少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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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不是空話,劉志丹真干成了好幾件漂亮事。
比如,他親自爭取國民黨駐隴東民團里的趙連壁(據(jù)說兩人之前就認識),通過交朋友、慢慢深交,講百姓民間疾苦,宣講革命理想,讓這支隊伍最終傾向革命。
他帶來的這批人和槍,成了后來陜北紅軍的硬家底。這就是“白色”工作的成功例子。
還有個叫郭寶珊的“山大王”,在黃龍山一帶很有名。劉志丹不嫌棄他出身草莽,多次派人聯(lián)系,講抗日救國的道理。
郭寶珊最終被感動,帶著自己的人馬加入了紅軍,后來成了堅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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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丹甚至對有些只劫富濟貧、不禍害窮苦人的土匪,也采取團結(jié)教育的辦法,他說:“這些人本質(zhì)不壞,就是沒路走,咱們得給他們指條明路。”
自己人的“紅色”根基更要扎牢。 他發(fā)動貧苦農(nóng)民,組建赤衛(wèi)隊、游擊隊,就像播種一樣,讓革命的根須深深扎進黃土里。
劉志丹打仗,從來不硬碰硬,他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精髓吃透了。
勞山戰(zhàn)役就是個經(jīng)典例子:他派一小部分人包圍甘泉縣城,假裝要攻城,敵人果然從延安派兵來救,結(jié)果在半路的勞山中了埋伏,被一鍋端。
這種圍城打援的戰(zhàn)術(shù),用少量兵力牽制,主力靈活設(shè)伏,把敵人調(diào)動起來再打,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靈活性。
1934年打合水縣城,他不是強攻,而是先派戰(zhàn)士化裝成賣柴、趕集的老百姓,混進城去。然后主力部隊晚上長途奔襲,發(fā)起突擊,里應外合,采用這種方式輕松拿下了縣城。
這招智取節(jié)省了兵力,減少了傷亡,打得敵人暈頭轉(zhuǎn)向。
當然,最能體現(xiàn)他靈活性的,還是發(fā)動群眾一起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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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坪戰(zhàn)斗就是一場人民戰(zhàn)爭:老百姓都站出來幫忙——足足一萬多人!漫山遍野插紅旗,晚上點篝火、放冷槍,把敵人攪得整夜不敢睡。
老百姓還想出個“土辦法”:在步槍彈殼里裝火藥,用濕土封口,裝在土槍上打出去。
這玩意兒先悶響一聲,飛到空中再“啪”一響,敵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嚇得心驚膽戰(zhàn)。
劉志丹的部隊就像水,敵人重拳打來,他就散入群眾的山川溝壑;敵人稍有松懈,他又匯聚成洶涌的激流。
劉志丹知道,光會打仗不夠,得讓老百姓真心實意支持你。他在邊區(qū)推行的政策,句句說在老百姓心坎上。
土地政策:給貧苦農(nóng)民分地,燒掉地主的債契;
商業(yè)政策:保護正當買賣,只打擊奸商和高利貸;
民族政策:尊重回族同胞,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贏得民心,靠的是一件件實在事。 有一次,紅軍打了勝仗繳獲了一些糧食,他自己餓著肚子,卻命令把糧食先分給斷糧的農(nóng)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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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說:“我們紅軍和百姓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能餓著一個。”
在五頃塬、龍嘴子回族聚居區(qū),他幫助成立革命委員會。
讓回族同胞第一次有了當家作主的感覺,他們由衷地說:“劉志丹的紅軍,是咱們窮回回的自己人。”
據(jù)記載,根據(jù)地有百姓對他說:“只要咱們有飯吃,有地耕,我把心掏出來都舍得!” 這樣的話,不是宣傳出來的,是老百姓用眼睛看、用肚子感受之后,發(fā)自肺腑的聲音。
正因為有了這銅墻鐵壁般的群眾基礎(chǔ),紅軍才能在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敵人來了,找不到向?qū)В坏郊Z食,真正成了聾子瞎子。
簡單的歸納下劉志丹的生存法則:
地方要活:搞三個根據(jù)地,互相支援,叫“狡兔三窟”。(破解了南方根據(jù)地回旋空間不足的困境)
力量要廣:白軍、土匪、工農(nóng)都爭取,叫“三色理論”。(朋友多多的,敵人少少的)
打仗要巧:埋伏、誘敵、智取、人民戰(zhàn)爭一起上,絕不硬拼。(避免消耗,保存并壯大自己)
根基要穩(wěn):給群眾辦實事,分田地、護生意、重民生,老百姓才真心跟你走。(有了永遠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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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辦法到1935年,陜北成了全國唯一剩下的根據(jù)地;紅軍不但沒被打散,反而裝備越來越好、人越來越多;就連山里的“大王”和國民黨的部分官兵都愿意跟他走。
毛主席后來高度贊揚劉志丹“狡兔三窟”的想法,說這個辦法很高明。其實不光是這個,他整個這套扎根實際、靈活應變、深深依靠人民的生存智慧,都得到了歷史的認可。
1935年秋天開始,紅25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先后到達陜北。這片土地,成了當時中國革命唯一的落腳點、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發(fā)點。
試想,如果沒有劉志丹他們在這里打下這片天地,歷經(jīng)千辛萬苦、傷亡慘重的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又能到哪里去呢?歷史可能會被改寫。
1936年,劉志丹在東征戰(zhàn)役中犧牲,年僅33歲。但他留下的這套生存智慧,卻繼續(xù)發(fā)揮著作用。
毛主席稱他是“群眾領(lǐng)袖,民族英雄”,周總理為他題詩:“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shù)劉志丹。”
如今,陜北高原上的山丹丹花,依然年年盛開。當年劉志丹奔走呼號的那些山峁溝壑,早已成為陜甘寧邊區(qū)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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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里,還靜靜陳列著他用過的望遠鏡和手槍。這些物件不會說話,卻默默講述著:在那些最艱苦的年月里,曾有一個叫劉志丹的人,沒有固守教條,沒有盲目硬拼,而是憑著樸素的智慧、真誠的為民之心和一套接地氣、能屈能伸的生存法則,為革命守住了一盞不滅的燈,最終照亮了前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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