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王近山病逝，鄧小平看過訃告上的軍級之后，坦言：確實不合適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紅墻內燈火輝煌。授銜典禮接近尾聲，一位個子不高、步履生風的“王瘋子”掂了掂肩章，半開玩笑地說了句：“要不是那年差點掉進河里，這顆星還不知往哪兒掛。”典禮后的茶歇上，鄧小平拍拍他的肩膀：“慢慢來，日子長著呢。”誰也沒想到，二十三年之后，伴隨一份訃告，兩人最后一次“并肩作戰”。

1978年5月10日清晨，南京軍區總醫院病房外，護士來回奔跑，窗臺花瓶里的康乃馨垂下了頭。五點二十分，部隊報話機先響起，隨后電話鈴聲此起彼伏：王近山走了，終年六十三歲。下午，副司令員蕭永銀著手撰寫訃告，落筆寫下“南京軍區副參謀長”，寫完卻放下筆長嘆——這幾個字，怎么看都別扭。

蕭永銀翻了翻王近山的檔案：紅軍時期就任營長，三年游擊，五年長征；抗日時霹靂一擊切斷平漢鐵路；解放戰爭里，他那股“掄著刺刀往城墻上躥”的狠勁讓敵軍聞風喪膽。資料堆成小山，職務卻停在了“副參謀長”。蕭永銀心里咯噔一下：“不成，得向上反映。”他立即通過作戰值班室，把情況報到總參謀部。

電報一路北上，很快遞到中南海。鄧小平看完訃告稿，眉頭緊鎖。他打開抽屜，翻出一份1948年7月襄陽戰役的電文，最下方是自己留的批示：“此役，多虧王近山部，速給補給，人活馬旺。”如今再讀，恍若昨日。鄧小平放下電文，拿起鉛筆，在“副參謀長”上橫劃一線，寫下“顧問”二字，隨后對身邊工作人員輕聲道：“這個軍級，確實不合適。”

電文送回東南，南京軍區機關一片靜默。很多年輕參謀并未見過王近山，只聽過“王瘋子”傳說：大楊湖戰術翻盤、夜襲云嶺火車站、七分鐘奪取襄陽東門。老人們則清楚，鄧小平為什么改字——那不僅是職位，更是對一名悍將幾十年征塵的交代。

時間撥回1946年8月28日，華中稻浪翻滾，蟬鳴刺耳。大楊湖外線，敵軍依托水網工事，野戰電話線被炮火絞成麻花，指揮極其困難。鄧小平沉吟片刻，壓低嗓子告訴王近山：“要是能咬住就咬，咬不住立刻撤，別硬頂。”王近山把馬鞭往地上一戳：“明白，能打就不撤。”夜幕降臨，他命令尖刀連涉水繞側翼，自己則站在小船頭，用獵槍一聲槍響示意總攻。清晨，湖面霧氣還沒散，王近山已經抄起敵軍電臺匯報戰果。那一仗三小時決勝，震動整條中原戰線，也讓“王瘋子”名聲飛揚。

抗日戰爭中，同樣的狠勁體現在湘西雪峰山。一支日軍情報分隊剛過山口就被包餃子。繳獲的公文袋里，有日方對豫鄂皖地區的“掃蕩計劃”。毛主席批示：“王近山立大功。”從此，王近山在延安窯洞里說話，連警衛員都豎耳傾聽。

然而急脾氣也帶來麻煩。1964年，因為家務矛盾，他執意離婚。軍代表多番調解未果，他憤而寫下離婚報告。此事撞上特殊年代，被當作“作風問題”處理，王近山被下放河南息縣農場。隊里知青回憶：“老王干活不要工分，掄鐮刀刈麥子，快得像打仗。”那陣子，部隊老同志紛紛給中央寫信。許世友更是在1969年九大期間，當面向毛主席提起“那個會打仗的王瘋子”。主席放下茶杯略一尋思：“還是讓他回軍隊吧。”

1970年初夏，王近山回到南京軍區，擔任副參謀長。他帶幾名勤務兵奔赴演習一線，剛下車就拉人演示戰術。身邊干部勸他：“王副參謀長，先歇歇。”他甩手：“一天不用槍，手就癢。”這種拼命三郎的作風，讓不少年輕軍官汗顏，也讓老一輩將領欣慰。

可天不假年。1974年冬天，王近山胃痛難忍，被診斷為胃癌。住院當天，他仍對護士說：“要是能在前線挨幾發炮彈，興許還能沖散這病氣。”治療三年，病情卻如潰堤之水一日難收。1975年秋，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抵寧波視察途中特地改道南京。軍區首長剛要匯報部隊建設，他揮手制止：“不用說別的，先帶我去看看老王。”

病房內，王近山瘦得脫形，仍撐著胳膊想下床敬禮。鄧小平按住他：“好好養病，別胡鬧。”王近山咧嘴一笑：“首長放心，打仗的事您一句話，我還上馬。”這句半真半假的豪言，最終留作兩人間最后的對話。

病重后期，王近山向醫生要來筆記本，在床頭一筆一劃寫作戰設想，包括未來可能爆發的邊境小規模沖突、如何利用山地叢林、夜間短兵。護士問他寫給誰，他搖搖頭：“留著，總有人用得上。”這些零散頁碼后來歸檔，被軍事科學院列為參考資料。

王近山去世四天后，靈柩停放在南京雨花臺公墓禮堂。黑白遺像下，花圈圍成的半圓像一道靜默的防線。訃告中“顧問”兩字落墨勁挺，不少老戰友讀后點頭。有人輕聲感慨：“總算對得起老王。”也有人遺憾，如果不是身患絕癥，以他在1979年那場邊境自衛還擊戰前的臨戰手札，也許還能再立新功。

軍中素有“生前不爭官，身后不爭名”的傳統，但對戰功顯赫之人，歷史并不會吝惜篇幅。鄧小平那一筆，既是對舊日戰友的情義，也是對軍功制度的補正。王近山生前曾說：“打仗就是打個義字。”如今看來，這個義字終被寫進了他的身后事，成為另一種堅實的軍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