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毛主席會面曾志，掏出一筆稿費，囑托：幫我買一塊好表送江青

1961年初春的一個午后，京城細雨微涼。中南海勤政殿的宣紙上還留著剛寫完文章的墨香，毛主席合上手稿，抬腕看了看那只用了多年的舊表，表盤已磨得發暗。片刻后，他吩咐身邊工作人員：“請把曾志同志請來，我有事要談。”外人并不知道，接下來的這一場會面，與一塊手表有關，也與三十多年的戰友情有關。

曾志趕到時，主席已在廊下踱步。兩人見面，沒有寒暄，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曾志五十七歲，眼神依舊干練。旁人很難想象，這位穩重的女干部在井岡山時期曾以“掀鍋蓋”的果敢得到一個外號——“敢查伙食的女皇”。當年紅米飯、南瓜湯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突然推門而入，看看領袖是不是跟戰士們吃一樣的粗糧。彼時的山風呼嘯，毛主席總會放下竹筷子笑著說：“你再看看，有沒有多一顆米粒？”

回頭再說這次被召見的直接緣起。1960年11月，主席南下廣州視察。市面上青菜緊缺，老百姓連蘿卜葉子都要排長隊。主席回京后，立刻批示增加廣州“菜籃子”供應，并把花縣與增城劃入廣州市。緊接著，他想起常駐廣州、分管城市工作的曾志——老戰友在那兒，問起來方便。

曾志與主席的交情始自1928年。那一年，她跟丈夫蔡協民一道上井岡，一路從挑糧小道走到前委機關。蔡協民1934年在轉移途中犧牲，隨后曾志被派往地下交通線繼續戰斗，輾轉深閨與槍火之間。革命給她帶來兩位犧牲的丈夫，卻沒挫折那股“要跟到底”的韌勁。1938年，她在延安遇到同為湖南人的陶鑄，兩人后來結為夫妻，再度并肩奮斗。

1954年，廣州市人代會補選代表，市委把曾志的名字列在第一位。材料送到省委，陶鑄卻以“應避免兩口子名義太集中”為由暫緩上報。曾志火了，“陶鑄同志，你這是違反民主！”她寫信到北京，把夫妻倆的這點“內務”遞到主席辦公桌上。主席批過一道簡短指示：“曾志同志符合條件，應予通過。”

多年過去，老朋友沒太多機會詳談。1961年這一次見面，主席關切地問起她在廣州的工作，字字句句像家常。“增城那邊蔬菜進城快不快？群眾吃得怎樣？”曾志匯報供銷體系已初見成效，部分品種價格已回落。她說這話時語速很快，似乎仍保持戰時那股沖勁。

談完公事，主席忽然從衣袋里掏出一個信封，遞了過去。“這是我近期稿費，你幫個小忙——去挑只好表，給江青帶回去。”曾志愣了一下，隨即接過信封。“主席放心，我一定辦妥。”那一刻，書房里只有窗外雨聲。兩位老同志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神，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江西密林里，你一言我一語籌劃夜襲的歲月。

曾志離京前，在王府井幾家鐘表門市挨個比較，最終挑中一塊瑞士制的歐米茄女士腕表。她仔細記下規格、價格，又把余款如數退回。幾天后，江青接過那只精巧腕表，只輕聲說了句：“謝謝主席，也謝謝曾志。”簡短，卻意味深長。

此事之后，曾志重返廣東，繼續負責城市商業系統整頓。1962年春，廣州的早市里終于見到成筐嫩豌豆、萵筍和菜心，攤販告訴前來調研的記者：“今年沒缺貨，價錢也合適。”這股變化，看似尋常，背后卻是一群老革命在暗暗使勁。

時間再往后推。1969年，陶鑄在特殊年代遭遇沖擊，身陷病榻。曾志忍著內心劇痛，依舊堅守崗位。有人勸她低調，她擺擺手：“組織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別拿個人恩怨說事。”機器轟鳴的糧油倉庫里，她挽起袖子指揮入袋檢斤，風里雨里，從無怨言。

1973年，曾志調回北京，參與老干部審干復查。檔案室窗外的楊柳搖曳，她常把手背在身后踱步，眼神依舊明亮。偶爾有人提起那塊表，她只是笑笑：“那是主席對江青的心意，與我沒關系。”一句淡淡的話，止住了周圍的好奇。

1989年3月，當年那位“掀鍋蓋”的女皇因病離世，享年八十五歲。整理遺物時，人們在她的抽屜里發現一張發黃的收據——1961年購表付款單，右下角寫著“余款已退，謹此為證。曾志”。字跡清秀，棱角分明。

有人說，這張小票勝過千言萬語。三十多年革命風雨，同志情誼沒有任何花哨的排場，卻通過一塊手表、一張收據，被牢牢釘在歷史細節里。無聲，卻最能打動人心。

毛主席當年遞出的那封稿費信封，早已化作記憶。但在那段年代留下的信任、擔當與坦誠，卻像井岡山的清風一樣，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