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朱德夫妻倆重上井岡山，康克清找到當地書記：王泉媛在哪？

1935年5月的金沙江邊，暮色剛落，一位剪著短發的姑娘把一把小手槍塞進隊長手里，那姑娘叫王泉媛。她說不出太多體己話，只咬著牙提醒對方別忘了“遵義的鞋子”。這一別，竟拉開了長達四十七年的空白。

部隊轉戰川南后，王泉媛被調到擴紅隊，當時隊長正是王首道。近在咫尺的朝夕相處，讓兩顆年輕心悄悄靠近。婚禮極簡，兩張被單、一塊門板就算新房。翌日天剛亮，二人各自帶隊分開，約定勝利后再聚。

半年不到，形勢丕變。1936年10月，西路軍奉命西征，王泉媛被任命為抗日婦女先鋒團團長。婦女團一千三百名女兵里，年紀最大的不過二十五歲。大漠風沙撲面，姑娘們卻把頭發剪到一寸長，只留下一句“男裝好跑”。

河西走廊遭遇馬步芳主力，炮火三晝夜，彈藥告罄，只剩石頭和刺刀。五百多名女兵倒在祁連山口，血跡一直延伸到雪線。最后關頭，王泉媛帶著殘部撤進深山，十多次突圍未果，被俘。

“給團長當妾！”敵人肆意羞辱，她五次逃跑，五次被拖回，渾身皮開肉綻。到1938年初，她趁夜色鉆出營房，翻山越嶺跑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身上唯一能證明身份的東西，就是那把槍。辦事處的人搖頭：沒有介紹信，誰敢接收？門再度合上，寒風如刀。

她只得沿著黃河東返江西，沿路乞討。途中遇到萬玲，匆匆結伴成婚，不過幾個月男人跑了。1942年，她終于踩進吉安老家門檻，借住舅舅屋檐下，自此改口叫自己劉高華的妻子，再沒提過紅軍往事。

歲月很快翻至建國。江西地方政府組織復查老游擊隊員名單，多次張貼告示，王泉媛卻躲在灶屋后面擇菜。她說：“報過名又怎樣，沒人認得我。”一句話便把當年的苦水堵回喉嚨。

1962年3月，朱德、康克清回井岡山。那天細雨綿綿，山頭薄霧沒散，朱德站在紅軍烈士碑前沉默許久。離開烈士陵園后，康克清忽然停下腳步，低聲說：“泉媛呢？她沒在名單里啊。”隨行的吉安縣委書記愣了半秒，回答說從未聽過此人。

當天夜里，縣里調檔、翻舊冊，才在一頁發黃的花名冊角落發現“王泉媛”三個小字，后面批注“下落不明”。兩天后，縣民政干事在禾市集鎮找到一個幫人縫衣服的老婦，正是她。老人背有點駝，看到康克清的那一瞬，手上的針線掉進泥水里，她猛地抱住對方，眼淚像斷了線。

屋角里點著煤油燈，她講起祁連山、蘭州、逃亡、乞討，講到那把槍早已典當，又講到自己無法生育，借口“身體不好”領養了七個孤兒。康克清一句“不能再讓她埋沒下去”拍板，把她安排到禾市敬老院做院長。許多老人記得，這位院長走路帶風，吆喝送飯聲洪亮得像打沖鋒號。

時間推到1982年盛夏，全國婦聯來信邀請這位老紅軍赴京參加座談。那年北京熱浪翻滾，招待所里忽然出現一位身著灰布旗袍的老人，她輕輕對服務員說：“麻煩幫我找康主席作個證明。”消息傳到顧問委員會常委王首道耳里，他當晚趕來，門剛推開，兩雙本該熟悉卻又陌生的眼睛撞在一起，誰也沒先開口。

“泉媛同志，你好嗎？”王首道的喉嚨像塞了棉絮。老人家顫巍巍握住他的手，只擠出一個“好”字。她還是那個習慣用短句的人。隨后的交談揭開塵封四十七年的誤會：一方聽說妻子殉難，于是再婚；另一方被人誣蔑“不想回黨”，于是自覺沉淪。他們對視，眼里寫滿了宿命的岔路。

康克清、王首道聯名作證，中央組織部復核后，1989年，王泉媛黨籍及“老紅軍”身份正式恢復。批復到手那天，她先是怔住，隨后把文件貼在胸口，連說三遍“我沒丟隊伍”。

1994年，中央電視臺軍事部請她重返河西走廊，拍攝長征紀念片。飛機落地張掖，她扶著舷梯，望向遠處的祁連雪峰，淚水止不住。向導悄聲勸她歇息，她擺手：“我得和姐妹們說話。”她跪在山口亂石堆前，聲嘶力竭：姐妹們，泉媛來看你們來了！

返京途中，她繞到百貨大樓，挑了雙黑布鞋。見到王首道后，老人把鞋遞過去，兩人相視點頭。沒人提“遵義”二字，目光里卻全是那座城的影子。

1996年9月24日，王首道病逝。噩耗傳來，王泉媛抱著那雙鞋呆坐一整夜。第二年，王首道的女兒王維濱遠赴泰和，把父親留下的補品和棉衣送到她手里，稱呼她“媽媽”，院子里的桂花香了一整季。

2009年4月5日凌晨，96歲的王泉媛在泰和縣醫院安靜離世。病房窗外，春雨敲打青瓦，她留下的遺物不多——一張老照片、一把銹跡斑駁的駁殼槍、還有那雙黑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