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國海關總署首任署長，夫人是周總理秘書，倆兒子青出于藍

1951年1月的清晨，上海外灘江風料峭。海關大鐘敲響，鮮艷的五星紅旗第一次在關樓屋頂冉冉升起，人群中站著一位中等個子、目光沉靜的中年人。他叫孔原，剛剛受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署長。一年多來，他和同事們連軸轉，用不到兩百天，把舊中國殘破的海關體系拆了又重建。此時此刻，看著旗幟招展，他心里只有一句話——這關是咱自己的了。

很多人不知，這位“治關人”在革命隊伍里最早是干隱蔽戰線的。1930年代，他潛伏在重慶、昆明、川東一帶，以商人、報館編輯、教員等身份做掩護，打交道的不是碼頭就是憲兵，腦子得像電報機一樣高速轉動。皖南事變后，他跟隨周恩來回到延安，既要匯總各地情報，又在中央黨校講“職業化”課程：地下黨員得有正式工作，才能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站得住腳。這個想法當時頗前衛，卻給日后大批干部埋伏城市奠定了觀念基礎。

延安時期的生活艱苦，卻也有浪漫插曲。1939年9月的一天，延安楊家嶺，窯洞門口掛著幾串野菊花，鄧小平和卓琳在這兒辦喜事。巧的是，同一天，孔原和女友許明也成了新人。李富春、張聞天、毛主席都來了。酒桌上氣氛正熱鬧，“孔原，好酒量！”一位老友高舉搪瓷缸子喊著。孔原摸摸后腦，“那就陪到底！”結果，黃酒下肚，很快兩眼發直；另一桌的鄧小平卻面色如常。原來老戰友早把他的缸子里換成了涼開水。許明笑著收拾碗筷，心里暗暗叫苦：新婚夜就伺候醉漢，可真夠刺激。

許明是延安有名的“鐵姑娘”。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她在西安、重慶做交通、聯絡、機要等工作，膽大心細，時常貼身陪同周恩來。1938年底，日機轟炸重慶，警報聲中她抱著電臺材料狂奔下防空洞；烈焰映紅了夜空，也把她咬緊牙關的側臉照得分外清晰。周恩來常說：“許明這孩子，遇事不慌，難得。”

抗戰勝利后，東北成了戰略中樞。孔原領命北上，從白山黑水間丈量新政權的腳步。荒村炊煙、破倉空廩，他帶隊訪貧問苦，分田地、組農會。老百姓嘴里沒幾顆牙，也笑著夸他是“青天”，那是對共產黨干部最高的徽章。忙到深夜，再伏案寫報告，墨水凍成冰渣也顧不上。

1949年6月，他被緊急召回北平。一見面，周恩來就開門見山：“中央決定，你負責籌建海關總署。”孔原愣住，“我對關務毫無門道，能行嗎？”周恩來放下茶杯，“我也不懂，但總得有人先摸著石頭過河。”一句話把他按在了新崗位。于是，9月23日的籌建座談會，他挑燈開場，老稅務司、海務老兵、鐵路代表圍坐一圈，既問臟賬，也談新制。會上有人抱怨：“外籍關長一撤，規章全亂套。”孔原搖頭，“舊賬一筆勾銷，新制度要自己寫。”短短一個月，機構框架、關衙章程、人事調配全都落地。10月25日，海關總署宣告成立，駐外關卡同步換旗，“關境線再不是列強的海關線”成了那年不少報紙的頭版大字。

新政權初期，海關肩負的不只是征稅，更是主權象征。1951年1月，最后一批外籍稅務司離開，中國自此徹底掌控關務。這一年，孔原46歲，他在每一封工作電報里都要提醒下屬兩句：收稅不許貪，通關務必公。看似樸素，卻是新中國與舊制度分道揚鑣的標尺。

與此同時，許明也沒閑著。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她留在周總理身邊，擔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很多外事接待、機要電報，都需她親手把關。一次深夜，周恩來對她說：“少睡會兒難免，安全與準點更重要。”辛勞之外還有風險。她心直口快，碰到工作疏漏常當面指正，得罪了人，被人告到毛主席那里。1967年，她看到主席的批示“此人不適合做接待工作”，淚水滴在文件上，反復擦拭也抹不掉那幾行字。外部風暴迅猛，夫君被關押，“丹丹”也鋃鐺入獄，年邁母親被帶走調查，多重打擊令她精疲力竭。1967年12月23日，她在住處服安眠藥離世，年僅五十六歲。她留給周總理的信里只寫了幾個要點：感恩，清白，無愧。

直到粉碎“四人幫”后，孔原的名字才真正被洗雪。1978年春，他攜家屬回到北京，參加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那次會上，他將一份八千字的發言提綱交給工作人員，強調突破思想藩籬，“對外開放要敢想敢干”。提綱由長子孔丹執筆潤色。臺下，陳丕顯會后拍著孔丹的肩膀，半開玩笑：“一看就知道不是老爺子寫的，這么系統，肯定出自年輕人。”父子二人的默契，被資深老同志一眼識破。

孔丹生于1947年5月，在烽火硝煙里呱呱墜地。成年后，他考入北大經濟學系，畢業又拜吳敬璉為師，是吳教授最早的研究生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他被抽調到張勁夫同志身邊，參與宏觀經濟調研，跑遍大江南北，煉出了“對數字開口就來”的本事。1983年，他接到光大與中信的雙料邀請，幾經權衡先去了光大。1999年，再度轉回中信，最終出任董事長。有老朋友打趣：“你還是逃不過那塊牌子。”孔丹笑答：“經濟建設也要接力嘛。”

次子孔棟則在1951年降生。受父親“天下海疆屬吾輩”影響，他愛上藍天與戰艦，卻最終選擇航空實業。南航、國航、東航的機庫里，常能見到他沿機身巡檢的身影。后任中國航空集團總經理時，他主張引進先進管理體系，讓大飛機訂單落地。業內夸他“既懂渦輪，也懂賬本”。

兄弟倆成功，離不開幼年的磨礪。文革歲月里，孔丹在“牛棚”里掃廁所，弟弟背著父親整理抄家散落的文件。家中沒了母親，卻始終掛著父親一句話：“不趴下。”這股韌勁，后來化成他們闖商海、管央企的底氣。

回到孔原的晚年，他仍把目光投向海關現代化。1982年，他向國務院呈遞建議：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計算機聯網系統，減少人情關、人情稅。報告得到批示，當年上海、廣州海關開始試點電子數據交換。有人笑他書生氣，他卻篤定，“早動手，才能不給走私留下縫隙。”事實證明，這一設想為九十年代的關務信息化打下基礎。

1992年，孔原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歲。悼詞很短，總結了他“終身從事黨的秘密戰線、保衛戰線、海關戰線工作”，只十二個字，卻恰好覆蓋了他跌宕一生的三道軌跡。告別儀式上，昔日戰友抬來一方寫有“海關之父”的挽幛，白底黑字，凝重寂靜。孔丹站在人群中沒掉淚，只在心里默念：“爸，海關歸咱，母親的冤也洗清了。”

如果把這個家庭的故事連成一條軸線，很容易發現一個樸素又深刻的邏輯：時代巨浪滔滔，個人榮辱常如浮萍，真正能留下名字的，是一張又一張沉甸甸的責任清單。孔原用一生寫就了新中國海關的第一章，許明在風雨中守住了對信仰的赤誠，而兩位兒子則把家國情懷延伸到了經濟建設與藍天事業。青出于藍，并非偶然，它是血脈里流淌的堅持，也是耳濡目染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