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1955年為何僅授中將？毛主席批示其驕傲自滿

1980年8月，北京301醫院的走廊里靜悄悄的。

一具遺體被緩緩推出了病房，這場景看著特別冷清，沒有哀樂，沒有花圈，也沒見著那個年代常見的大批群眾送行。

甚至就連很多跟他生前在一個戰壕里滾過的老戰友，都不知道他已經走了。

按照常理，這位逝者可是共和國的開國上將，那是正兒八經提著腦袋干革命的功臣，這葬禮規格怎么著也得風風光光吧？

可現實是，在他去世前，妻子牛玉清一邊抹眼淚，一邊記下了他鐵板釘釘的“五不”遺囑：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通知好友、不搞遺體告別、不請同志護送火化。

這事兒讓很多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更讓人唏噓的是，把時間往前推25年，在那個將星云集的1955年大授銜名單上，毛主席曾提起紅筆，在這個人的名字旁邊重重畫了個圈，寫下了一句相當嚴厲的評語：“此人驕傲自滿，授中將為宜。”

這人是誰？

為什么毛主席當初想“降”他的銜？

他又為啥在臨終前非要搞這么絕決的告別儀式？

這個人，就是被大家稱為“軍政雙全”的硬骨頭——王建安。

要把王建安的故事講透，咱們得先穿越回1955年，那個大伙兒都盯著肩膀上看幾顆星的年份。

當時解放軍正在搞全軍大授銜，這不僅僅是個榮譽牌牌，更是對前半輩子提頭干革命的一個總結。

當擬定的上將名單送到毛主席案頭時，主席盯著“王建安”這三個字，眉頭皺了一下，提筆就批了那八個字。

要知道，王建安那可是紅四方面軍的老底子，參加過黃麻起義，資歷硬得嚇人。

按理說，上將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毛主席為啥發這么大火？

這事兒，還得從王建安那個“爆炭”脾氣說起。

王建安打仗猛，脾氣更猛。

就在授銜前不久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因為對某個工作方案有不同意見，王建安不管在場坐著多少大領導，當場就拍了桌子。

那動靜，把茶杯都震得亂顫，據理力爭之后，這哥們兒甚至憤然離席，揚長而去。

這就叫“哪壺不開提哪壺”。

在講究紀律的部隊里，這種行為確實顯得有點“飄”了。

消息傳到毛主席耳朵里，主席那是愛之深責之切，覺得這員虎將得敲打敲打，不然以后還得惹事。

眼看王建安的“上將”要飛，負責評銜工作的羅榮桓元帥急得不行。

羅帥心里跟明鏡似的，王建安雖然脾氣臭，但戰功是實打實的，如果真給個中將，這就叫“賞罰不明”。

于是，羅榮桓出了個高招：暫緩授銜。

這一緩，就是一年。

到了1956年，當王建安的材料再次呈報上去，并附上了他這一年的勤懇表現和自我反省后，毛主席終于露出了笑容，大筆一揮，同意補授上將。

這件事其實透著王建安的一個特質：他對事不對人，心里藏不住事，也就是咱們常說的“直腸子”，哪怕得罪天王老子，該說的話他也得說。

這種直腸子性格，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里，既讓他得罪了不少人，也讓他贏得了最鐵的兄弟——比如那個大名鼎鼎的許世友。

說起王建安，就繞不開許世友。

這倆人被毛主席戲稱為“山東雙雄”，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江湖傳言他倆是“老死不相往來”。

這梁子，結在1937年的延安。

當時紅四方面軍到達延安后，面臨批判張國燾錯誤的政治風暴。

許世友這種講義氣的漢子，覺得心里憋屈，受不了這委屈，腦子一熱，就聯絡了幾十個老部下，準備帶槍出走，回四川打游擊去。

這事兒要是真干成了，那就是分裂紅軍的大罪，是要掉腦袋的。

關鍵時刻，原本也參與計劃的王建安冷靜了下來。

他意識到這絕不是講“江湖義氣”的時候，這是關乎革命前途的大事。

于是，王建安在最后關頭“反水”，向抗大校方報告了此事。

毛主席力挽狂瀾，救下了許世友，但也讓許世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王建安這個“告密者”耿耿于懷。

時間一晃到了1948年，決戰濟南。

中央軍委點將，攻城總指揮是許世友，副總指揮偏偏點了王建安。

這下有好戲看了，大家都在嘀咕，這兩個“冤家”能尿到一個壺里嗎？

毛主席是懂人性的。

王建安出發前，毛主席在西柏坡特意找他談話，甚至用激將法開了個玩笑：“人家說你們是‘兩雄難并立’，我看是‘孤掌難鳴’！

咱們演一出《失空斬》，要是打不下濟南，先斬許世友，再打你四十軍棍！”

王建安是聰明人，他當然知道大局為重。

當他風塵仆仆趕到山東指揮部，許世友早已站在門口迎接。

“老許！”

“老王！”

兩只大手緊緊握在一起。

許世友一句“老王你來當主角”，王建安一句“還是許司令掛帥”，幾十年的恩怨，在即將到來的硝煙中煙消云散。

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的胸懷：私怨再大，大不過家國天下；脾氣再臭，也得留著沖敵人發火。

濟南戰役打得那叫一個慘烈。

王建安在趕赴前線時遭遇嚴重車禍，身受重傷；許世友也在指揮中被流彈擊中。

你知道王建安有多倔嗎？

醫生要抬他走，他眼珠子一瞪：“許司令傷了，你們去照顧他！

我這里放張行軍床，我躺著也能指揮！”

就這樣，兩位傷員將軍，硬是只用了8天8夜，就砸開了國民黨吹噓的“金城湯池”，活捉了王耀武。

其實王建安這種“硬骨頭”性格，不是天生的，是被那個吃人的舊社會逼出來的。

把時間軸拉回到1907年，湖北黃安。

王建安原名“王見安”，父母圖個吉利，希望能“見著平安”。

可那個年代，窮人哪有平安？

14歲那年，王建安在地主王少山家放牛。

這孩子聰明，偷偷跟著私塾學認字。

這本來是好事，可在地主眼里，窮鬼認字就是“心野了”，是偷奸耍滑。

地主不僅辱罵他，還指使家丁把他往死里打。

這一頓打，把“王見安”打死了，把“王建安”打醒了。

他逃了出來，心里就一個念頭：我要變強，我要報仇。

他一路乞討跑到滄州，把嘴邊省下來的一塊臘肉當作拜師禮，學了一身好武藝。

1924年，學成歸來的王建安干了一件轟動鄉里的大事：他殺了個回馬槍，把那個惡霸地主王少山暴打一頓，一把火燒了地主的宅子，把金銀財寶全分給了鄉親們。

那一夜的火光，照亮了少年的臉龐。

他意識到，光靠拳頭打一個地主沒用，得把這世道翻過來。

他去當過兵，發現軍閥部隊就是土匪；他回鄉拉起60人的農民武裝，最后終于找到了黨。

從黃麻起義的戰士，到紅軍師政委，王建安的一生，就是一部“不信邪、不服軟”的教科書。

建國后，王建安雖然身體不好，高血壓、心臟病纏身，但他是個閑不住的人。

葉劍英元帥曾感嘆：“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不容易啊！”

不管是大軍區副職，還是后來的軍委顧問，王建安始終保持著一種“平民本色”。

他下部隊視察，最恨前呼后擁，最煩大吃大喝。

1980年初，他和妻子在家看電視，新聞里播放著某個外國領導人極盡奢華的葬禮。

看著那漫天的花圈和擁擠的人群，王建安突然站了起來，指著電視說：“現在的風氣不好！

追悼會越來越大，花圈越來越多，勞民傷財！

我死后，絕對不能搞這一套！

把我的骨灰撒回老家田里，還能肥田！”

這不是一句氣話，這是一位老共產黨人最后的覺悟。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病逝。

妻子牛玉清哪怕心如刀絞，也咬著牙執行了丈夫的“五不”遺愿。

他的幾個孩子，甚至沒能趕回來見父親最后一面，因為王建安生前曾嚴厲地說過：“孩子們是國家的，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不準他們為了私事請假！”

更讓人震撼的是，王建安把自己的遺體捐獻給了301醫院做醫學研究。

他的兒子王海波哭著說：“父親生前最怕麻煩醫院，沒去過301看過病，沒想到死后卻把自己徹底交給了301…

在整理遺物時，秘書在王建安的書桌上發現了一本被翻得卷邊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

翻開書頁，一段話被紅筆重重地劃上了杠：“各級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權利。”

這道紅杠，劃在了紙上，也劃在了歷史上。

1980年那個夏天，王建安走了，走得干干凈凈，就像他來時一樣。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