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族滿門忠烈，長子正國級，三個兒女成將軍，侄子是開國功臣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的燈光亮到很晚。授銜典禮后，一封簡短電報交到曾山手里：“慶洋被定為空軍少校學員。”曾山合上電報，只說了一句：“好，好！”一句“好”里有欣慰，更有回憶。回憶從1925年冬夜開始。

那年臘月，27歲的曾山正忙著在吉安郊外的雜貨鋪盤貨。哥哥曾延生推門而入，低聲說：“山哥，工農要自救，得靠咱自己。”隨手遞來一本《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本小冊子點燃兄弟三人的理想，也改變了整個家族的命運。

翌年春天，兄弟三人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8月，弟弟曾炳生受命在縣城開書店，外人看是賣書，實際是黨組織交通站。短短四個月，他被捕犧牲，年僅23歲。消息傳來，曾山咬牙對妻子鄧六金說：“走的路，不能回頭。”

1927年，大革命失敗。曾山奉命回到泰和山區組織農民自衛軍。槍少子彈缺，鄉親們用鋤頭、竹槍跟他一起練隊列。有人勸他暫避風頭，他擺擺手：“斗爭才剛開始，退一步就是深淵。”同年冬，曾延生在籌劃暴動時被捕。敵人酷刑三晝夜，他始終守口如瓶。1928年3月，刑場上他高呼“工農萬歲”后，從容就義。

父親曾采芹原是秀才，痛失兩子后也摘下老花鏡，“去給年輕人跑個腿吧！”1929年，他把教書的書箱變成秘密交通箱。那年冬天，敵軍突襲。老人第三次被捕，留下滿身鞭痕，終被活活打死。至此，曾家只剩曾山獨撐門戶。

形勢愈發兇險，叛徒時有出現。有人悄悄勸他“收斂點”，他說：“一個人塌了，整條戰線就會塌。”1930年，他跟隨毛主席轉戰贛南。長征途中，他與鄧六金失散后重逢，只握了握手便繼續行軍，連句寒暄都省了。不得不說，這種近乎苛刻的自律是曾家后輩的一把刻刀。

抗戰全面爆發，曾山調任新四軍，先后任第三支隊副司令兼參謀長、蘇南軍區司令員。1941年皖南事變，他率部強突三道封鎖線，保住主力千余人。一天夜里，他對副官嘀咕：“弟兄在，家就在。”話音剛落，槍聲穿透山谷，他拔槍沖了出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曾山已是華中軍區副司令。渡江當晚，他站在江畔，一行字寫在日記本：“三代死生，共到此岸。”這一岸，承接著血與火，也孕育著后輩的成長。

新中國成立后，曾山被任命為江西省省長。有人提醒：“省長家該配輛吉普。”他搖頭：“走路照樣到辦公室。”轎車最后劃撥給公安廳。孩子們有事外出，仍然擠公交。有人覺得過了頭，他只說：“規矩不立，遲早出事。”

家庭教育同樣“硬核”。孩子衣服補丁摞補丁，同學笑話，三個兒女紅著眼回家。他把他們帶到烈士牌位前：“補丁可恥，還是背叛可恥？”曾慶紅后來回憶：“那一刻像被電擊，明白自己姓曾，更明白肩頭的擔子。”

1963年，曾慶源高中畢業，原定公派東歐深造。臨行前政策調整，他需先到空軍當兵。小伙子寫信求父親“批個條子”。回信只有十六字：“照章辦事，軍令如山，奔前程，莫計較。”信到手，他苦笑，卻咬牙進了部隊。幾年后，他成了空軍少將。

曾慶洋從空軍工程學院畢業后，到航空學校任政治部干事。學員操場鳥槍山炮齊備，他卻挑了宣傳工作。有人納悶，他說：“部隊也要講思想，戰機起飛得有方向。”靠著這股子鉆勁，他一步步走上師級崗位。

女兒曾海生小時候體弱，醫生建議營養加碼。家里難得煮一次雞湯，父親先把油星撇掉，又兌兩碗水才讓她喝。多年后，曾海生已是后勤部少將，同事聚餐，她仍習慣先撇油，大家笑她“遺傳”。

長子曾慶紅則走出另一條路。1969年，他主動報名到江西插隊。有人提醒：“你爸是省長，何必下鄉？”他揮揮手：“少套近乎。”返城后，他在石油部、電子工業部、國家安全部一路歷練，2003年當選國家副主席，成為正國級領導。

堂侄曾如清，曾延生烈士之子，幼年顛沛。新中國成立后，他考入東北軍政大學裝甲兵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開國將帥中少有的“烈士遺孤將軍”。一次家庭聚會，他舉杯對曾山說：“伯父，咱家欠黨的太多，今生怕還不完。”曾山把酒杯碰得很輕，卻回得鏗鏘：“黨的恩情，子子孫孫償還。”

有意思的是，這個家庭從未立過“家規”二字，卻靠一條主線維系：忠誠與節儉。曾山去世后，留下兩樣遺物最常被后輩提起：一疊烈士證明書，一本皮面已裂的《毛選》。他們說，那些泛黃紙張像一雙手，時時把人往前推。

試想一下，百年之內，一門六將、兩員省部級高官、數十位功臣，卻無一人因特權被人指摘半句。外人難免驚嘆，其實答案早在1920年代的硝煙里。舍生取義、恪守清貧、嚴律子女——這三條交織成曾家家風，也成就了“革命的家庭，光榮的家庭”這句話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