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楊得志上將到老部隊紅一團視察，向尤司令道：我回娘家了

1955年9月27日，懷仁堂里正舉行首次授銜儀式。楊得志站在序列里，肩章剛別好，還沒走下臺階，耳邊有人悄聲說：“恭喜楊總長！”他只是點點頭，目光卻穿過華麗的天花板，像是回到井岡山的山風里。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肩章，而是那支火紅的小旗——紅一團。

時間一晃又過去三十一年。1986年9月，南方悶熱得能把柏油地面烤出氣泡。楊得志從北京飛到軍區，下飛機時，工作人員遞上薄風衣，他擺手：“車里別開空調，空氣悶一點正好，到了老部隊得穿禮服照相，衣服冷不下來，不出褶。”一句玩笑，把隨行人員逗得直擦汗。

車開進山口，道路在松林間曲折起伏。剛拐過最后一個彎，營區灰瓦房出現在眼前。團長和政委早已列隊等待，尤太忠司令員快步迎上：“總長，歡迎回娘家！”楊得志抬手敬禮，朗聲回答：“老伙計，我確實是回娘家了。”

檢閱儀式簡單卻莊重。楊得志換上那身深綠色的呢料軍服，白手套扣得緊緊的。腳步落地有力，年輕士兵忍不住低聲感嘆：“老首長走得比我們還齊。”尤太忠壓低聲音回了一句：“這就是幾十年打出來的底子。”

檢閱結束后，他被請進團史室。墻上一排放大的黑白照片讓他駐足。第一張正是1934年2月的三岬嶂戰斗。那時，他剛滿22歲，接任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團長，政委符竹庭。命令只有一句：搶占三岬嶂，死守。山雨夜行，戰士們腳掌被亂石磨破也咬牙不吭聲。熬到天亮，國民黨軍三個師壓上來，先是一陣飛機轟炸，然后炮火傾盆。楊得志把三個營拉成三個楔形，牢牢釘在石頭山上。從日出打到日落，敵人三次沖鋒全部被掀回山腰。

聶榮臻事后寫表彰，句子很短：一營之兵，拒敵一師，應當寫進戰史。簡短，卻擲地有聲。照片下面的說明牌正是這段原文，新的團史員用紅筆圈出“應當”二字，意思不言自明——這是祖宗輩定的標準，晚輩得守。

沿著展板往后，是1935年5月的大渡河。鑲框照片里，一條木舟在激流中搖晃。楊得志指著水面：“那塊黑影是礁石，船撞上去了，兩個船工跳水，用背頂船底才脫險。”有人問：“當時火力怎么配？”他隨手在玻璃柜上比劃。“八二迫擊炮三門放高地，重機槍兩挺壓渡口，特等射手護船頭。第一批九人過河，落腳點偏左，第二批順流取右。”語速不快，卻足以讓在場的青年軍官明白什么叫成竹在胸。

有意思的是，十七勇士名單旁，還貼著一張泛黃的批條。那是楊得志寫給炮兵連的指令：炮口抬高二度，延伸射擊。字跡已經發淡，勁道卻未減。

講到這里，他突然停住，目光落在角落那束麥黃色的旌旗上：“這面旗，當年掛在我帳篷外，每次拔營我都親手收。長征后旗桿丟了，旗卻保住，算是奇跡。”團長忙回答：“旗桿早斷了，旗面補過三次，現在請繡娘又扎了一層絲網，盡量留得久些。”楊得志聽完，只輕輕嗯了一聲，眼角卻略顯濕潤。

短暫沉默后，他走向閱覽桌，翻到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那一頁。魏巍在朝鮮前線采訪后寫下的文字，最早也是在紅一團的熔爐里打底。楊得志記得，魏巍來部隊報道的第一天，衣服破洞，他遞過去一條皮帶：“扎緊，戰士不興散漫。”如今再看，舊事仿佛仍在眼前。

下午三點，團禮堂座無虛席。原本準備好的講稿被他壓在桌角，沒用。他抬頭，對滿屋年輕人說：“我沒有指示，只想講四個字——別丟人。”他解釋，紅一團從井岡山到三岬嶂，到大渡河，再到平型關、濟南、朝鮮，靠的就是這四個字：打不爛、拖不垮、不丟人。全場安靜，只有電扇轉動的輕響。

講完，他提筆寫下：“大渡河水源遠流長，紅軍精神代代相傳。”落款“老一團長楊得志”。揮毫停頓，他忽而笑了：“我這算給自己寫條回鄉證。”

傍晚離營時，他仍堅持步行出山口。晚霞染紅了松針，路邊的塑膠跑道映著余暉。他忽然對隨行參謀說：“這里的坡度不錯，跑五公里正合適，給團里寫個建議，多練山地負重。”參謀記下，抬頭時，只見這位七十多歲的上將已經穩穩跨上斜坡。

車窗外群山退后，燈光在峽谷里一閃一閃。有人問他累不累，他擺手：“紅一團還在，哪敢說累？”一句話，把一車人說得心里發熱。

這一年的秋風很濕，但在官兵們的記憶里，卻帶著火藥和松脂的味道——那是1934年、1935年留在石壁上的硝煙，也是1986年老團長腳步里傳出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