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粟裕在醫院偶遇揚帆，一句“同志”令他感慨不已

1949年元宵節夜里，黃浦江邊的寒風依舊刺骨，揚帆卻顧不上瑟縮。距上海解放還有兩個月，他手里的密檔摞得比磚頭還高，上面密密麻麻記錄了金融、交通、工商、教育各系統的節點人物。正是這些情報，讓陳毅次日拍著桌子感嘆：“拿著這本賬，上海就算是讓咱們先摸清了家底。”一句夸贊聽得揚帆心里發熱，他認定這份工作值得搭上全部心血。

時間往前推十年。1939年5月，揚帆第一次踏進皖南涇縣云嶺。那天，項英邊喝熱茶邊打量這位北大才子，開口爽朗：“文化人也能跑到山溝里來？”揚帆笑答：“敵人既入山溝，我們也得進山溝。”一句玩笑話，把雙方距離拉近。此后，揚帆在李一氓手下負責調查科，白天整理聯絡點，夜里伏案畫敵偽據點分布圖，困了就往脖子里灌涼水。有意思的是，云嶺的夜太靜，他常能聽見遠處水磨吱呀聲，一晃就到天亮。

1944年秋，華中局敵區工作部缺少精干人手，粟裕帶兵西進前特地去找揚帆交流。帳篷里燈光昏黃，粟裕說：“要打硬仗，情報得先行，你可不能掉鏈子。”揚帆點頭，說自己已在南京布下兩條線。粟裕一掃地圖，眼里閃著亮光。當時誰也沒料到，五年后兩人在上海再次并肩，卻都是另一番光景。

解放后的頭三年，揚帆身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與情報首腦，每天騎著那輛老舊28寸鳳凰牌腳踏車，從南市到靜安連跑十幾趟。他手上破獲的“以特反特”案件，在公安系統內部被當作范例。試想一下，坐在審訊室里的對方曾是國民黨軍統頭目，如今轉而充當“魚餌”，這心理難度遠比偵察本身大。然而，揚帆認定“用錯人是失誤，不敢用人是懦夫”，他相信制度能把風險降到最低。

遺憾的是，1955年潘漢年案驟起，風浪把揚帆也卷了進去。4月12日清晨，審查通知送到華山路寓所，他收拾只裝了一套舊軍裝和一本《史記》就登車離開。那年他43歲。隨后的日子似漫長牢籠——住招待所，填筆供，身體驟然垮掉，腦垂體瘤被確診，醫生搖頭：再拖怕是失明。家中壓力更大，妻子李瓊被迫寫下分居協議，卻在背面偷偷留下一句：“等你回家。”

1979年3月，華東醫院內科五樓。揚帆半夜想去洗手間，門卻被反鎖。次日清晨，他女兒敲開隔壁房門，只見一位頭發花白、臉色憔悴的老人連聲致歉。聽她說父親名叫揚帆，老人一下站起：“原來住隔壁的就是老同志！”他立刻扶著墻走向走廊。推門而入時，兩人對視足有三秒，隨后粟裕伸出雙手：“揚帆同志，我是粟裕啊！”這句久違的“同志”，卸下了揚帆心底壓了二十多年的石頭。他回應得格外用力：“25年沒聽到這倆字了。”

病房里，窗外法國梧桐沙沙作響。粟裕語氣緩慢卻堅定：“身體第一，其他讓歷史來評說，歷史不會錯。”短短一句，卻像給揚帆注入新的骨血。那時粟裕也在與肝病對抗，步伐僵硬又緩慢，兩位老人互相扶持，場景令人動容。

隨后幾個月，李瓊與老首長們多次寫信奔走。公安部專案組重新翻檢舊案，年底給出結論：揚帆工作成績顯著，既往處理失當。1983年8月22日，平反文件正式下達，并附句評價：“功過應當分明，名譽理當歸還。”批復傳至病床時，揚帆正翻讀《史記·淮陰侯列傳》。他把紙仔細疊好，輕輕放進書頁，再沒多說一句話。

恢復八級工資后，他被推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議事廳里，許多年輕干部只在檔案里見過他的名字，第一次見面不免好奇：“揚老，您當年真用過‘以特反特’？”他笑著點頭補上一句：“辦法永遠服務于目標，不要顛倒主次。”語氣平和，卻保持著舊日鋒芒。

1999年2月20日凌晨，87歲的揚帆在長海路寓所辭世。留在床頭的，仍是那本翻了多年的《史記》，卷首夾著的粉紙早已褪色。一位當年受他點撥的公安干部趕來吊唁，看著遺物感嘆：“他把自己的故事，也寫進了歷史。”隨后又補上一句，“更難得的是，他從不急著讓人立碑。”

斗轉星移，那聲“揚帆同志”早已隨風淡去，卻在聽過的人心底留下一道清晰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