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日籍紅色特工中西功在日本病逝，留下遺言：真想再去上海看看

1973年9月的一個清晨，東京國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窗外秋雨淅瀝。63歲的中西功在病榻上睜開眼，望向灰白色天幕，聲線微弱卻清晰：“真想再去上海看看。”只有陪護護士聽見，她驚訝于這位日本老人臨終時惦念的竟是一座中國城市。遺言短短十余字，卻濃縮了中西功四十余年跌宕起伏的隱秘生涯──從貧寒少年到情報新星，再到紅色特工，他把全部熱血灑在了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和守護中國革命的戰線上。

時間撥回1910年。那個春天，日本鳥取縣的漁村海風凜冽，窮苦木匠中西治三郎迎來了長子。家境逼仄，孩子卻聰慧勤學。鄉鄰議論：這娃或許能闖出一條路。十九歲那年，憑著一紙優異成績單，中西功被選為公費留學生，目的地是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城市——上海。

1929年盛夏，東亞同文書院的船隊靠岸吳淞口。學校表面任務是培養“真正懂中國”的日本青年，骨子里卻為未來侵華戰爭儲備“文化尖兵”。有意思的是，正是這批被寄望為軍國主義先鋒的學生，部分最終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原因就在一位中文教師身上：王學文。

王學文名義上教《漢語會話》，暗地里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情報系統成員。課后，他常用平易近人的語氣談工農問題，談俄國十月革命，談反戰。這股子新鮮勁兒深深吸引了中西功。課余，兩人時常并肩走在霞飛路的法國梧桐下討論《資本論》。王學文一句話對中西功觸動極深：“要反對軍國主義，不一定非得拿槍，上好的情報比百發炮彈更管用。”正是這句話，引燃了中西功對隱蔽戰線的興趣。

1930年，中西功和白井行幸等人成立“日支斗爭同盟”，組織小而精，卻直接受中共中央情報系統領導。印刷反戰傳單、偷運進步報刊、秘密調研日軍部署，他們干得風生水起。日本駐滬領事館察覺不對，先把中西功投進虹口看守所關了九個月。鐵窗并未讓他服軟，反而讓他認清軍國主義的殘酷本質。禁閉期滿，他立刻回到同伴中繼續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留學生圈子嘩然。站在大世界門口的霓虹燈下，中西功拉著同伴低聲說：“拒絕參戰，回國反戰。”可海軍陸戰隊對學生抗議不屑一顧。巧妙的是，中西功利用海陸二軍的職能矛盾，得到陸軍放行，率50余名同學乘船返日。那次長達五天的海上旅程，他結識了《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兩人在甲板促膝長談世界局勢，尾崎暗中觀察這位后生，最后只留下一句評價：“素材不錯。”誰也未料，兩年后，這個素材會成為日本情報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1934年秋，得到尾崎推薦，中西功進入日本參謀本部情報課，專司華中情報。軍方高層很快發現，這個年輕人對中文報刊和中國社會脈絡洞若觀火，電報加密破譯也極快。正因信任，他被派往上海重開情報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上海瞬間成為世界間諜的角斗場。對中西功而言，這反而是最理想的舞臺——因為他可以名正言順“回家”。

抵滬次日深夜，法租界霞飛路一間咖啡館后門悄然開啟，中西功與王學文再度握手。任務很直接：搜集日軍戰略企圖、兵力調動、經濟情報，直接上報延安。自此，他正式以中共黨員身份潛伏日本情報系統，代號“朝二”。

在僅僅三年里，“朝二”發送情報千余條，其中包含日軍華北、華中作戰計劃要點、駐華最高統帥部兵力分布，以及日本對重慶大轟炸的時間窗口。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莫斯科需要最緊迫的消息：日本究竟北上西伯利亞還是南侵東南亞？上海情報線上下都明白，這是決定世界格局的大問號。潘漢年專程從香港趕來交代：“一定要搞準。”中西功沉聲應道：“命不要緊，情報必須準。”短短十四字，是他留下的全部對話，隨后便獨自踏上返日輪船。

東京內務省檔案室是軍事機密匯總地，守備森嚴。中西功利用身份調閱南進作戰方案，并奔走橫濱—名古屋—鹿兒島，多方印證，最終得出結論：日本選擇南下。1941年11月底，他把情報送出，送抵延安，再轉莫斯科。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南進路線坐實，蘇聯得以騰出兵力在莫斯科會戰中轉危為安。這一幕成為隱蔽戰線教科書式的經典案例。

勝利的另一端是風險。1942年春，特高課通過電碼比對、資金流向漸鎖定“朝二”。6月，中西功在杭州被捕。押赴東京審訊時，訊問官質疑：“你是日本人，為何甘為中共走狗？”他平靜回答：“推翻軍國主義，不分國籍。”隨后日方以通敵罪判處死刑。刑期未及執行，日本戰敗。1945年9月，美軍解開巢鴨監獄鐵門，中西功步出陰暗走廊，體重只剩原來一半，卻神色堅定。

戰后，中西功沒有回避身份。他公開撰寫《中國革命史》《抗戰時期中國的政治》，反思法西斯侵略緣由，呼吁日中友好。書稿在東京出版界引發爭議，有人指責他“背叛民族”，也有人開始重新審視那段歷史。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中國抗美援朝戰事正酣，他主動上書日共中央，要求組織在日本港口籌集藥品轉運大連，雖然因美軍占領政策未能成行，卻彰顯了初心不改。

轉眼到七十年代初，中西功身患心臟病，屢次入院。醫生叮囑靜養，他卻堅持把日軍戰犯審判材料與自己舊日筆記重新分類，希望給中國出版界寄去更翔實的史料。遺憾的是，整理只完成三分之二便病情惡化。9月14日夜，他對看護者輕聲交代：“麻煩把這批文件轉交周恩來總理，若不能，也請送往北京圖書館。”隨后又補上一句——那句流傳至今的遺言：“真想再去上海看看。”

消息經香港輾轉傳入北京，已是不惑之年的上海情報系統舊友感慨良多。王學文早在解放前夕犧牲，潘漢年則因歷史原因從公眾視野消失。唯一能替他見證歲月的，只剩黃浦江水與早已改名的霞飛路。對于許多老情報人來說，中西功這一生最大的榮譽并非任何勛章，而是毛澤東曾在1944年延安棗園對外事組說的那句話：“日本反戰同志的貢獻無法估量。”

中西功逝后，他的骨灰按照遺愿撒入日本海。浪潮翻涌，似在回應往昔的信念：國籍可以決定出生，卻決定不了立場。半個世紀過去，當年那串代號和密電已塵封，但載入中央檔案館的黑色格里森密碼本上，仍完整記錄著“朝二”發出的每一次脈沖──它們構成了抗戰勝利不可或缺的隱線與暗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