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6萬億社融狂歡背后：居民錢包為何越來越緊？

中國人民銀行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量累計達35.6萬億元，較上年多增3.34萬億元。截至1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8.5%，狹義貨幣（M1）余額同比增長3.8%。

信貸結構顯示，企業(yè)貸款尤其是中長期貸款貢獻顯著，而住戶貸款增長相對平緩，其中短期貸款有所減少，中長期貸款保持增長。

面對當前經濟環(huán)境，央行在近期工作會議中明確，2026年將繼續(xù)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強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jié)，靈活運用降準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市場機構預計，明年可能存在降準空間，政策利率也有進一步下調的可能，以引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行。

1.社融高增是誰的盛宴？

35.6萬億元這個龐大的總量足以震撼所有人，這一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量是史無前例的。

其中，政府債券凈融資高達13.84萬億元，同比多增了2.54萬億。這一部分是當前“穩(wěn)增長”的絕對主力，資金主要流向了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化解地方政府債務。

另一大塊是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的貸款，增加了15.47萬億元。

但要注意，其中約有1.66萬億元是票據融資。

在商業(yè)實踐中，票據融資有時并不完全對應著真實的企業(yè)擴張需求，可能包含銀行為滿足信貸考核的短期沖量，或是企業(yè)基于利差的套利行為。

而最刺眼的是，住戶部門全年新增貸款僅為4417億元。

將這個數字放入35.6萬億的總盤子里，其占比竟然不足1.2%，這創(chuàng)下了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

宏觀金融的“盛宴”鑼鼓喧天，但居民們的“餐桌”卻異常冷清。

這其中，詳細看居民貸款，感覺更顯微妙。

代表短期消費與周轉的短期貸款，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減少了8351億元。這種萎縮自2023年以來，是持續(xù)的趨勢，也顯示著大眾消費意愿與信心的“凍結”。

另一方面，中長期貸款（其中房貸是絕對大頭）增加了1.28萬億元，表面看似乎維持著穩(wěn)定。但增長的來源是什么？是千千萬萬家庭基于對收入和房價的樂觀預期，而做出的新增購房決策嗎？還是說，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保交樓”專項借款、政策性銀行提供的置換貸款等特殊政策工具所支撐的結果？

后者旨在化解風險、維持穩(wěn)定，而非反映真實的市場需求復蘇。

還有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數據也很引人深思。

2025年，全國住戶存款暴增了14.64萬億元，而新增貸款僅為4417億元。一存一貸之間，差額高達14.2萬億元。

也就是說，居民部門作為一個整體，正在進行巨額的“凈儲蓄”。

他們不是在借錢投資未來、擴大消費，而是在拼命地償還舊債、增加現金儲備。

信貸數據中的“死亡交叉”出現了！

存款狂飆，貸款停滯，集體性的財務行為模式儼然轉向——從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擴張心態(tài)，切換到了尋求“負債最小化”的防御姿態(tài)。

這個曲線不是現在才有，10年間，長期存在，只是變化不一。

2015年至2018年，是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的時期。那時，居民敢于大膽借貸，消費貸款增速一度達到驚人的62.8%。其背后的邏輯是不斷上漲的房價和其他資產價格，使得人們感覺自己的凈資產在快速增值，從而敢于承擔更多債務，相信“資產增值足以覆蓋負債”。

2020年至2022年，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經營貸突然爆發(fā)，年增速持續(xù)超過15%。這一方面反映了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yè)面臨的經營壓力，需要資金周轉；另一方面，也暗藏著大量的套利行為——由于經營貸利率普遍低于房貸利率，許多人挪用經營貸去置換利率更高的存量房貸。

這既是金融套利，也折射出居民在試圖優(yōu)化自身資產負債表，減輕利息負擔。

到2023至2025年，大概就是這個時間段，趨勢發(fā)生了根本性逆轉。

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在2024年末出現了史上首次同比負增長，下降了1.3%。“提前還貸潮”從個別現象演變?yōu)橄砣珖娘L潮，成為理解當前經濟心態(tài)的關鍵變量。

它無比直觀地表明，居民正在主動地、迫切地收縮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杠桿。

與此同時，曾經高歌猛進的經營貸增速，在2024年驟降至9%，反映出小微市場主體對于擴大投資、開拓業(yè)務的意愿已經降至冰點。

甚至乎，衡量居民部門杠桿水平的關鍵比率也發(fā)出了信號。

居民貸款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在2020年達到62.3%的峰值后，于2024年回落至61.4%。雖然下降幅度不大，但方向的變化本身就是強烈的信號。

結合國際經驗看，當前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處于較高水平，進一步增加負債的空間客觀上已非常有限。

所有這些數據碎片，拼湊出的情況就是，驅動中國經濟過去一輪增長的重要引擎——居民加杠桿——其燃料正在耗盡，引擎本身甚至開始反向運轉，進行著艱難的“減壓”。

這種微觀行為的集體轉向，是宏觀經濟可能步入一種新階段——即所謂“資產負債表修復”或“衰退”期——的最清晰、最確鑿的前奏。

現在金融數據的脈動里，已經能聽到這種轉折粗重而真實的呼吸聲。

2.“負債最小化”的動機是什么？

臨近下班的時候，我把這個數據的報道轉到群里，本是想引發(fā)一些宏觀討論。出乎意料，幾位一直關注實體運營的群友，幾乎立刻用自身的經歷大談特談起來。

一位在深圳擔任高管的群友率先回應。

他坦承，自己和妻子剛剛做出一個重要決定，暫停準備了兩年多的換房計劃，并將去年大半的年終獎用于提前償還了30萬房貸。

他的理由是：“當房子不再被看作一定會增值的資產，而更像一筆每月必須支付的長期負債時，我們的優(yōu)先項就變了。現在行業(yè)波動大，未來幾年收入能不能維持現在水平，誰也不敢打包票。所以，降低杠桿、減少負債，比追求更大的房子更讓人安心。”

另外一位在三線城市經營餐飲品牌的群友也分享了現狀。

他前兩年曾用經營貸款開了第二家分店，但最近已默默將其關閉。

他現在的操作是，用這部分經營貸的剩余額度，去提前歸還一些利率較高的舊貸款。“客人消費明顯更謹慎了，流水和客單價都在降，”他說，“現階段的目標根本不是擴張賺錢，而是活下去。關閉不賺錢的門店能立刻削減成本，優(yōu)化貸款結構能減少每月的剛性現金流出，這都是為了增強抗風險能力。”

還有一位新加入的朋友，據說是在北京做媒體廣告的，非常年輕，發(fā)來一張截圖——那是他已清空并關閉所有消費信貸產品的頁面。

他說自己是“提前消費”的踐行者，如今卻制定了嚴格的月度儲蓄目標，消費全面轉向實用和性價比。

“看看周圍的‘畢業(yè)’（裁員）消息，再看看動輒二三十年的房貸，”他說，“任何新增的長期負債都讓我感到不安。現在只信‘現金為王’，存款數字的增長才是實實在在的安全感。”他的選擇，代表了新一代職場人財務策略的徹底逆轉。

這些散落在不同城市、不同行業(yè)的個體，我想，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相似經歷。

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底層邏輯的深刻變化，即支撐居民部門加杠桿行為的幾個預期出現了同步塌陷。

比如說關于收入增長的預期，當青年群體面臨就業(yè)市場的結構性挑戰(zhàn)，當部分高薪行業(yè)進入調整周期，甚至體制內崗位的薪酬穩(wěn)定性傳聞也出現波動時，人們對未來能否持續(xù)獲得穩(wěn)定且增長的收入，信心明顯不足。沒有穩(wěn)定的收入流作為保障，增加負債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又比如說關于資產價值增長的預期，過去二十年間，房地產被視為最可靠，甚至近乎無風險的財富儲存工具，這構成了居民敢于背負巨額長期房貸的心理基石。

如今，這一基石松動了。房產從“造富神話”的光環(huán)中褪去，對許多人而言，它更現實地表現為一項利率不低、期限很長的沉重負債。

與此同時，理財產品打破“剛性兌付”，股市波動劇烈，普通人缺乏能夠安心存放財富并實現保值增值的安全資產。資產端無法提供正向預期，負債端的壓力便被凸顯和放大。

還有對于遠期大額支出的焦慮，直接刺激了預防性儲蓄的攀升。

特別是在疫情之后，醫(yī)療、子女教育、個人養(yǎng)老，這些未來必然會發(fā)生的大項支出，其成本的不確定性在增加。在社會保障體系尚待完善的領域，家庭必須依靠自身儲蓄來構建安全墊。這種為未來不確定性所做的儲備，優(yōu)先級遠遠高于借助貸款來提升當前消費水平。

最后一個，我想應該是對投資機會的預期變得黯淡了。

無論是投資股票、基金，還是投身實體創(chuàng)業(yè)，普遍的感受是賺錢效應消失，風險難以把控。當資金找不到能夠產生滿意回報的出口時，將其留在銀行存款賬戶里，即便利率很低，也成了“最不壞”的選擇。

這其實也解釋了為什么資金在金融體系內淤積，難以轉化為有效的實體投資或消費。

所以，居民部門的“負債最小化”行動，除了“不敢花錢”的表因之外，更多還是基于現實重估的、系統(tǒng)性的財務戰(zhàn)略調整。

它是微觀個體在面對收入、資產、保障、投資四方面預期全面弱化時，所做出的、也是所能做的最基本、最理性的防御。

3.傳統(tǒng)貨幣寬松為何“槍響鳥不驚”？

而面對居民部門日益顯著的“負債最小化”趨勢，傳統(tǒng)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現在遭遇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2025年多次降準降息的實踐，與居民貸款持續(xù)疲軟的數據形成鮮明反差，也揭示了一個事實——貨幣政策這劑曾經的“猛藥”，其藥效正在快速衰退，甚至出現了意料之外的反應。

我們面臨的并非教科書上的流動性陷阱——問題不在于利率水平還不夠低，而在于潛在借款人的借貸意愿本身已經枯竭。

政策意圖與微觀主體行為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傳導梗阻。

這種梗阻體現在三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上。

第一，是銀行體系的風險偏好顯著收縮。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微觀主體經營困難增多的背景下，銀行出于資產質量安全的考慮，其放貸行為變得更加審慎。

它們更傾向于將資金配置給被認為有政府信用背書的國有企業(y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或在有充足抵押物的領域進行投放。

而對于廣大的居民家庭和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業(yè)，盡管政策一再引導，但銀行在實際操作中依然門檻高企、意愿不足。貨幣之水，首先在銀行的閘口就被進行了選擇性分流。

第二，是當前居民家庭的核心財務目標，從追求“利潤最大化”（即通過借貸投資獲取更高回報）系統(tǒng)性轉向了“負債最小化”（即盡快降低債務杠桿以獲取安全）。

在這一心態(tài)主導下，央行的降息政策會產生一種相反的刺激效果。對于有存量房貸的家庭來說，降息固然減少了未來的利息支出，但同時也意味著，如果將手中的閑置資金用于提前還貸，所能節(jié)省的利息總額變少了。

然而，現實情況是，很多人并不做此精細計算，他們對本金安全的重視遠超利息節(jié)省。

降息，反而可能被視為一個減輕還款壓力的窗口期，或是強化了其關于“未來利率可能更低、經濟可能更差”的預期，從而加速了他們提前償還貸款的決定。

政策本想鼓勵借錢，實際卻鼓勵了還錢。

第三，在企業(yè)端，梗阻同樣明顯。

除了部分戰(zhàn)略性行業(yè)或龍頭企業(yè)，大量中小民營企業(yè)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終端市場需求不足，訂單增長乏力。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主擴大再生產、新建廠房或增購設備的意愿自然低迷。

它們的融資需求，更多是用于維持日常運營的流動性周轉，或是借新還舊以維持生存，而非用于能創(chuàng)造新增就業(yè)和產值的資本擴張。

貨幣政策能夠解決融資的可獲得性和成本問題，但無法直接創(chuàng)造市場需求和企業(yè)家的投資信心。

故而單純依靠降準、降息等總量寬松工具，其邊際效應正在劇烈遞減。

2025年全年的金融數據就是最直接的證明。

在較為寬松的貨幣環(huán)境下，居民新增貸款依然萎靡，特別是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定向降息”，即下調五年期以上LPR以降低房貸利率，其效果可能相當有限。存量房貸利率下調已經推行，但提前還貸的潮流并未止息。

這揭示了，當前問題的關鍵矛盾，并非僅僅是居民背負的利息負擔過重，而是他們對未來收入能否穩(wěn)定覆蓋貸款本金的安全焦慮，以及對作為抵押物的房產價值的貶值擔憂。

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教訓歷歷在目，其央行將政策利率一路降至零，但居民和企業(yè)部門依然在持續(xù)地凈償還債務，陷入了長達十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降低利率并不能直接修復受損的資產負債表，也無法扭轉悲觀的經濟預期。

這就是當前政策組合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短板，財政政策的相對缺位，或發(fā)力方向存在偏差。

回顧日本初期的失誤，除了貨幣政策反應遲緩，一個重要教訓就是財政政策出臺太慢，且在經濟剛有起色時（1997年）錯誤地提高了消費稅，嚴重打擊了脆弱的復蘇勢頭，導致了“政策合成謬誤”。

反觀當前中國，財政擴張的力度確實很大，但主要著力點是通過發(fā)行巨額政府債券，將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這固然對穩(wěn)定總體投資和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對于直接扭轉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收縮和心理預期，作用較為間接。

目前，能夠直接增加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改善其現金流量表的手段——例如大規(guī)模的、普惠性的現金補貼或消費券，或者顯著的個人所得稅減免——其規(guī)模和力度依然有限。

當微觀主體的核心訴求是修復自身資產負債表時，宏觀政策若依然主要依賴于“鼓勵他們借更多新債”的信貸擴張思路，這在邏輯上就可能產生矛盾，效果事倍功半，甚至可能適得其反。

4.之后會有什么趨勢？

那么，中國會像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樣，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與通縮壓力嗎？

確實，表面上的似乎有些相似，都貌似是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調整，正在產生顯著的財富收縮效應，削弱了消費和投資的基礎。

居民部門的行為模式，也從積極借貸轉向主動還債，這與日本家庭在泡沫破滅后的選擇如出一轍。

同時，傳統(tǒng)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阻，降息降準難以有效刺激信貸需求，這也是當年日本央行面臨的困境。

但是，中國的經濟底色與彼時的日本存在幾個關鍵區(qū)別。

其中最為關鍵的地方，就是政策認知與反應的速度。

中國決策層對“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的關注和公開討論，在2024年前后就已經出現，這比日本當年對問題嚴重性的認知要更早、更清晰。

這種認知上的提前量，為政策調整爭取了寶貴的時間窗口。

而且，兩國的發(fā)展的階段與空間也截然不同。

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仍有大約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意味著數億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所帶來的住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內需潛力，遠未耗盡。

而日本在九十年代初已進入高度成熟的城市化社會。

尤其是，在當下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光伏、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形成了全球性的競爭力與產業(yè)集群的時候，這些產業(yè)正在創(chuàng)造新的投資機會和就業(yè)崗位。日本呢，在其泡沫破滅后，卻未能迅速找到如此體量和影響力的新增長引擎。

所以便又相對的，導致其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自主空間縮小。

中國的政府債務主要以本幣計價，且中央政府仍保有相當的杠桿空間，這為實施有力的逆周期調節(jié)提供了基礎條件，不會像一些新興市場那樣輕易受到外部資本流動的沖擊。

基于這些異同點，我們是不是可以對之后的場景發(fā)展大膽做幾個推測呢？

第一種是基準情景，即緩慢出清與政策拉鋸。

居民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將是一個持續(xù)3到5年的漸進過程。

在此期間，消費增長維持低速，房地產價格在政策托底與市場壓力下實現“軟著陸”，既不大幅下跌，也難以快速上漲。

宏觀政策則會在“刺激加杠桿以穩(wěn)定增長”與“容忍去杠桿以化解風險”之間反復搖擺、艱難權衡。這或許是最可能出現的路徑，特點是調整期較長，但系統(tǒng)性風險可控。

第二種是樂觀情景，依賴于改革突破，達成新的平衡。這要求政策思路發(fā)生重大轉變，財政政策從以“鐵公基”投資為主，大規(guī)模轉向直接支持居民部門，例如實施普惠性的個人所得稅減免、針對育兒和教育的長期補貼、實質性充實社會保障網絡。

同時，新興產業(yè)的成功不僅創(chuàng)造出口，更能在國內形成高收入崗位集群，有效重塑民眾的收入增長預期。

房地產市場則徹底告別金融投機屬性，回歸居住和民生保障本位，通過發(fā)展租賃市場和保障房體系，使租金收益率回歸合理水平。

在這種情景下，經濟有望在幾年內找到新的、更健康的增長平衡點。

第三種是悲觀情景，即通縮螺旋與信心潰敗。

這需要多個條件疊加，例如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出現超預期的急速下跌，與萎靡的消費相互強化，形成惡性循環(huán)。

而且，政策應對要出現嚴重失誤，例如在經濟初步企穩(wěn)但基礎不牢時，出于對財政可持續(xù)性的擔憂，過早地實施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類似日本1997年提高消費稅），從而徹底扼殺復蘇萌芽。

一旦陷入這種通縮預期自我強化的軌道，擺脫將極為困難。

要避免最壞的情況，爭取最好的前景，政策上，就需要更多方向的驅動。

例如，資金的使用方向需要從主要投向“物”（基礎設施）轉向更多投向“人”（居民家庭），通過直接改善居民現金流來修復其資產負債表，從而重啟消費這一最終需求。

傳統(tǒng)總量工具效果有限，需要設計新的機制，繞過淤塞的傳導渠道，將流動性更直接地引向有真實需求但融資困難的小微企業(yè)和特定居民群體（如新市民）。

還可以建立并明確資產價格的穩(wěn)定機制。

核心是防止房地產市場出現恐慌性、斷崖式的下跌，這可以通過政府或國有企業(yè)收儲部分存量商品房轉為保障性租賃住房等創(chuàng)新方式來實現，目的不是推高房價，而是防止無序下跌引發(fā)系統(tǒng)性風險。

但是，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提高收入與對政策信心的長期重建了。

這依賴于產業(yè)持續(xù)升級創(chuàng)造更多高質量就業(yè)，并通過法治化的手段，穩(wěn)定民營企業(yè)的長期預期，保護產權，讓企業(yè)家敢于投資未來。

對于企業(yè)而言，這個階段也意味著生存與發(fā)展邏輯的深刻變化。

市場機會將更多地與政策支持方向掛鉤，例如與新基建、產業(yè)數字化轉型、供應鏈安全相關的領域。

在消費市場，盲目追求高端化的策略可能受阻，而主打高性價比、提供情緒價值、或專注于健康養(yǎng)老等逆周期屬性的賽道，可能更具韌性。

企業(yè)自身也必須審視自己的資產負債表，遵循“現金為王”的原則，降低不必要的杠桿，儲備過冬的糧草。只有那些具備真正的技術硬實力或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能力的公司，才能穿越周期，在政策與市場的新共識中贏得超額回報。

歷史的路不是注定的，人定勝天，日本的經驗也只是經驗，是別人的歷史，所走的不是必然的命運，而是不同選擇可能引向的不同結果。

中國面臨獨特的挑戰(zhàn)，也擁有獨特的條件。

能否避免“失去的X年”，不取決于某個單一政策，而取決于能否形成一套相互協(xié)調、直面核心矛盾的政策組合，以及社會能否凝聚共渡難關的耐心與共識。

這將是未來幾年，對中國決策智慧和全社會韌性的一次全面考驗。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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