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功臣被告上法庭稱對家庭不忠，法庭上坦白：我還有11個家要養

1984年3月5日上午，湖北省黃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走廊里擠滿了旁聽者，他們好奇地打量著站在被告席上的杜海山——一位佩戴一級戰功章的現役軍官。勛章在燈光下閃著冷色，氣氛卻異常壓抑。

李衛平起訴丈夫“長期不盡撫養義務”并懷疑他在外另有情人，理由只有一個：婚后三年，家里每月只收到六元錢。她的母親低聲勸她息事寧人，可李衛平已決定把委屈擺到陽光下。

庭審開始，書記員通讀起訴狀，字字句句像細針扎入杜海山的耳膜。他始終低頭，雙手緊握椅背。主審法官問他“是否認可指控”，他抬眼，卻難以啟齒。

“被告再不陳述，法院將依照缺席辯護程序裁定。”法槌輕叩，木聲短促。杜海山終于開口：“不是我不寄錢，而是……我還有11個家要養。”聲音并不大，卻如炸雷般讓旁聽席一片嘩然。

時間倒回到1979年2月17日凌晨，對越自衛反擊戰諒山前沿陣地。年僅25歲的尖刀班副班長杜海山帶11名戰友在地圖上畫了紅圈，那里是敵碉堡群核心，必須連夜拔除。班長擦完最后一把刺刀，輕聲說：“誰活下來，給犧牲者的父母盡孝。”沒人反對，這種約定在前線并不罕見。

出發不到三百米，兩顆防步兵地雷炸翻夜色，魏勇和趙德新瞬間犧牲。緊接著，越軍機關槍封鎖通道。為了壓制火力，杜海山用40火箭筒側突，一發命中暗堡，但自己肩胛骨被彈片劃開口子。

夜里氣溫下降到十度以下，硝煙像濕霧貼在皮膚。三名戰友反復掩護，倒在灌木叢中；爆破手周青抱著二十公斤炸藥包沖到碉堡外層，拉弦后倒地，整座外墻被掀起沙塵。杜海山和剩下的兩人趁著殘火撲進去，展開貼身肉搏。

最后五十米距離成為死亡走廊。何立國替杜海山擋下三發子彈，倒地前還喃喃一句：“班副，沖！”又一聲巨響，碉堡頂部成蜂窩狀。杜海山的左腿被彈片撕裂，他拖著傷腿爬上墻體，把僅余的炸藥塞進通風口，隨后失去意識。

三天后醒來，他已在野戰醫院。軍醫告訴他：全班十二人，僅他一人生還，且左腿永久殘疾，體內無法取出的金屬碎片足有三塊。那一刻，昔日約定如千斤重石壓在心口，他點頭：“剩下的路，我替兄弟們走。”

1980年，杜海山被授予一等功、二級戰斗英雄稱號，隨后保送軍事學院。學員隊里，他遇見溫和卻爽快的李衛平，兩人于1981年1月登記。婚后不久他再赴邊境，輪訓、偵察、防御工事評估，崗位頻繁變動。

每月津貼四十余元，杜海山在郵局窗口把它平均分成十二份，用信封寄往十二個陌生的地址：河北邯鄲、安徽阜陽、吉林梅河口……郵局老職工記得他一張一張貼郵票，手背汗水把膠面都弄濕。

“為什么不給我一點解釋？”李衛平多次寫信問。杜海山回信里只寫“部隊任務緊”，其他只字未提。她懷疑丈夫變心，忍無可忍時便起訴。

庭上得知真情，李衛平泣不成聲，她抓住丈夫的手：“咱們一起完成這個承諾。”隨后撤回訴狀。自此，兩人工資合計近百元，依舊拆成十二份，他們在賬本上替犧牲者父母記下醫藥費和冬衣支出。

1989年，《人民軍隊報》報道此事，地方企事業單位、退伍軍人和學生共捐出八十七萬元。杜海山謝絕個人受領，提筆寫信給省青少年基金會，希望全部轉給希望工程。

1997年，他從部隊離休，主動加入市優撫站志愿團，專門聯系那些因為工傷、疾病陷入困境的退役士兵家庭。多年間，他跑遍大別山和湘西苗嶺，把社會募集的款物送到傷病號手中。

一次訪談里，有人問他后悔嗎？他笑得很淡：“當年如果我倒下，別人也會這么做。”短短一句，又像一次敬禮。

如今，十二個家庭的老人大多已故，孩子們各自成家。每逢春節，他們仍按軍中慣例給杜海山寄一張感謝卡，左上角保留那句熟悉的祝福：戰友未歸，兄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