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5日上午,湖北省黃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走廊里擠滿了旁聽者,他們好奇地打量著站在被告席上的杜海山——一位佩戴一級戰功章的現役軍官。勛章在燈光下閃著冷色,氣氛卻異常壓抑。
李衛平起訴丈夫“長期不盡撫養義務”并懷疑他在外另有情人,理由只有一個:婚后三年,家里每月只收到六元錢。她的母親低聲勸她息事寧人,可李衛平已決定把委屈擺到陽光下。
庭審開始,書記員通讀起訴狀,字字句句像細針扎入杜海山的耳膜。他始終低頭,雙手緊握椅背。主審法官問他“是否認可指控”,他抬眼,卻難以啟齒。
“被告再不陳述,法院將依照缺席辯護程序裁定。”法槌輕叩,木聲短促。杜海山終于開口:“不是我不寄錢,而是……我還有11個家要養。”聲音并不大,卻如炸雷般讓旁聽席一片嘩然。
時間倒回到1979年2月17日凌晨,對越自衛反擊戰諒山前沿陣地。年僅25歲的尖刀班副班長杜海山帶11名戰友在地圖上畫了紅圈,那里是敵碉堡群核心,必須連夜拔除。班長擦完最后一把刺刀,輕聲說:“誰活下來,給犧牲者的父母盡孝。”沒人反對,這種約定在前線并不罕見。
出發不到三百米,兩顆防步兵地雷炸翻夜色,魏勇和趙德新瞬間犧牲。緊接著,越軍機關槍封鎖通道。為了壓制火力,杜海山用40火箭筒側突,一發命中暗堡,但自己肩胛骨被彈片劃開口子。
夜里氣溫下降到十度以下,硝煙像濕霧貼在皮膚。三名戰友反復掩護,倒在灌木叢中;爆破手周青抱著二十公斤炸藥包沖到碉堡外層,拉弦后倒地,整座外墻被掀起沙塵。杜海山和剩下的兩人趁著殘火撲進去,展開貼身肉搏。
最后五十米距離成為死亡走廊。何立國替杜海山擋下三發子彈,倒地前還喃喃一句:“班副,沖!”又一聲巨響,碉堡頂部成蜂窩狀。杜海山的左腿被彈片撕裂,他拖著傷腿爬上墻體,把僅余的炸藥塞進通風口,隨后失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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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醒來,他已在野戰醫院。軍醫告訴他:全班十二人,僅他一人生還,且左腿永久殘疾,體內無法取出的金屬碎片足有三塊。那一刻,昔日約定如千斤重石壓在心口,他點頭:“剩下的路,我替兄弟們走。”
1980年,杜海山被授予一等功、二級戰斗英雄稱號,隨后保送軍事學院。學員隊里,他遇見溫和卻爽快的李衛平,兩人于1981年1月登記。婚后不久他再赴邊境,輪訓、偵察、防御工事評估,崗位頻繁變動。
每月津貼四十余元,杜海山在郵局窗口把它平均分成十二份,用信封寄往十二個陌生的地址:河北邯鄲、安徽阜陽、吉林梅河口……郵局老職工記得他一張一張貼郵票,手背汗水把膠面都弄濕。
“為什么不給我一點解釋?”李衛平多次寫信問。杜海山回信里只寫“部隊任務緊”,其他只字未提。她懷疑丈夫變心,忍無可忍時便起訴。
庭上得知真情,李衛平泣不成聲,她抓住丈夫的手:“咱們一起完成這個承諾。”隨后撤回訴狀。自此,兩人工資合計近百元,依舊拆成十二份,他們在賬本上替犧牲者父母記下醫藥費和冬衣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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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人民軍隊報》報道此事,地方企事業單位、退伍軍人和學生共捐出八十七萬元。杜海山謝絕個人受領,提筆寫信給省青少年基金會,希望全部轉給希望工程。
1997年,他從部隊離休,主動加入市優撫站志愿團,專門聯系那些因為工傷、疾病陷入困境的退役士兵家庭。多年間,他跑遍大別山和湘西苗嶺,把社會募集的款物送到傷病號手中。
一次訪談里,有人問他后悔嗎?他笑得很淡:“當年如果我倒下,別人也會這么做。”短短一句,又像一次敬禮。
如今,十二個家庭的老人大多已故,孩子們各自成家。每逢春節,他們仍按軍中慣例給杜海山寄一張感謝卡,左上角保留那句熟悉的祝福:戰友未歸,兄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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