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毛主席為何批評陸定一：應該多宣傳方志敏，少宣傳瞿秋白

1962年3月的一個午后，北方乍暖還寒，中南海懷仁堂里卻火藥味十足。會議剛結束，毛主席慢慢合上文件，說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話：“宣傳口要換換風，多講方志敏，少提瞿秋白。”一句點名批評，把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推到風口浪尖。

那是“三年困難”之后的調整期，黨內外情緒復雜，社會需要振奮人心的故事。陸定一秉性溫和，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文字影響，于是允許香港一本《瞿秋白傳》在內地流傳。傳記附錄刊出了《多余的話》，一石激起千層浪。毛主席翻了幾頁，眉頭越皺越緊。

“這種文章，看不下去。”據在場的工作人員回憶，主席用手指輕輕敲著桌面，“像向敵人告饒。”陸定一試圖解釋：瞿秋白才華橫溢，理論貢獻突出，值得后人學習。毛主席并未動怒，卻語速低沉：“英雄不是只看才華，更要看意志。”短短一句，定下了宣傳基調。

要理解這一判斷，先得回到1920年代。瞿秋白赴俄歸國后，使馬列經典第一次系統地進入中文世界；1927年主持“八七會議”，高舉土地革命大旗；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上，他和周恩來并肩為中國革命奔走。貢獻確實巨大，可遺憾的是真人性格顯得過于纖細。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捕。同年8月底，他以煤油燈為伴，一口氣寫下兩萬余字的《多余的話》。其中自嘲“半吊子文人”，自認“歷史的誤會”。這些句子淌著淚，也傷著氣。國民黨機關報聞風大肆轉載，還配上按語奚落“匪幫的破裂”。從政治斗爭角度看，負面影響肉眼可見。

方志敏的情形就截然不同。1935年1月在江西上饒被捕后，肺病纏身的他用木炭在獄墻、床板、甚至醫用紗布上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等篇。字里行間，沒有哀嘆，只有“熱血涌向祖國”。同是囚徒，一邊是冷峻自剖，一邊是昂揚激勵，高下立判。

有意思的是，兩人曾在上海短暫相識，彼此欣賞文學，卻沒想到被后世放到同一標尺上比較。毛主席曾多次引用《可愛的中國》里的句子，“到那時，中華民族將會揚眉吐氣”。這種赤誠，是艱難歲月里最稀缺的精神燃料。

陸定一并非不知道方志敏，只是覺得瞿秋白的文字更適合知識分子口味，容易引起思考。毛主席則更關心大局：宣傳不是學術爭鳴，而是鼓舞斗志。全國還在恢復生產，干部需要沖勁、群眾需要榜樣。若大面積傳播《多余的話》，不免削弱信心。

再往前追，1945年《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對瞿秋白早已給予肯定——“英勇犧牲，值得紀念”。這段文字至今保留。顯然，毛主席并非全盤否定瞿秋白，而是認為臨終自剖不宜做典型教材。簡單說，肯定其革命生涯，淡化最后文字，這是出于宣傳策略的取舍。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的那次談話并非一次性的情緒發泄。幾個月后，主席又在文件批示中點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為什么不講陳玉成，卻講李秀成？為什么不講方志敏，卻講瞿秋白？”前一句涉及太平天國，兩代故事一脈相承，都在強調“要樹立英雄主義的正面典型”。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的大字報、連環畫、廣播劇鋪天蓋地都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話》，一線礦工、農民、解放軍戰士會如何理解革命理想？“向敵人懺悔”的字眼，很可能被敵對勢力再次剪裁、拼貼，用來做心理戰。毛主席看重的，是這種潛在的風險。

宣傳口風終究轉了向。1963年，方志敏獄中文稿整理成《可愛的中國》單行本發行。各地報告團宣講他的犧牲精神，極大鼓舞了正為經濟恢復而奮斗的千千萬萬人。同期，《多余的話》進入內部資料，不再公開刊載。陸定一在多次會上表態接受意見，中央宣傳口的工作重點由此確立。

從時間線上看，這場關于“多宣傳誰”的爭論只持續幾個月，卻折射了新中國在意識形態建設上的深層邏輯：理論貢獻固然重要，但面對廣大群眾，能否帶來信心和斗志才是首位。瞿秋白、方志敏的人生軌跡皆映照了時代，可在特定歷史節點上，一段文字的情緒基調就可能放大其社會效應。

陸定一后來回憶，那一年讓他意識到“前線需要的不是煩悶憂傷，而是沖鋒號”。毛主席當時五十八歲，方志敏如果健在則僅四十六歲，瞿秋白若未早逝也不過六十三歲。幾代人都還算年輕，可革命的選擇往往在一瞬間完成。誰的文字能讓后來者抬起頭邁步，就值得大書特書。

歷史并未抹去瞿秋白的光輝，也沒有故意拔高方志敏的形象。主角們的生命在1935年就已定格，后世如何書寫，只是把他們放進不同場合，擔負不同使命而已。宣傳工作的尺度與方向，總要服務于現實的需要，這正是毛主席那句“少宣傳瞿秋白，多宣傳方志敏”的深層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