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裝了！黃國昌立場大變，表態支持臺灣防衛自主，鄭麗文有苦難言

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小蒼聊時事，2026年1月14日清晨，黃國昌剛從美國返臺不到十小時，就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他一邊說“反對的決心只有更強烈”，一邊宣布民眾黨將提出自己的特別防務預算案。

這番話看似矛盾，實則透露出一個清晰信號：他不再打算全面封殺1.25萬億新臺幣的軍購預算，而是要換一種方式讓它通過。

但前提是，主導權必須從民進黨手里搶過來。

這不是臨時起意的政治表演，而是一場精心計算后的戰略轉向。

三天前，他帶著三名核心幕僚“閃電訪美”，全程不到24小時，行程高度保密，連出發消息都是當天下午才公布。

回臺后立即召開記者會，節奏之快、動作之準，說明此行早有預案，且成果明確。

黃國昌從美國回到臺灣的那個清晨，表面看只是一次短暫的行程結束，但實際上，一場涉及臺灣政壇核心利益的“賬務重組”已經完成。

回臺不到十個小時，黃國昌就出現在立法院鏡頭前，口頭上依然強調“反對天價防務預算”，行動上卻迅速轉向，開始主導起草所謂的“民眾黨版本”，這并不是立場轉彎，而是算法更新。

他沒有否定預算本身，而是選擇把賬單拆分處理，把原本一次性壓上來的巨額軍費，改成“可協商、可分期、可重點放行”的結構，這種做法聽起來像技術調整，實質上是政治態度的根本變化。

回看1月13日，藍白陣營還曾聯手以10比8的票數，第七次否決防務預算，當時的理由很統一：金額過高、程序不透明、擠壓民生資源，口號喊得很硬，姿態擺得很滿，但訪美之后，黃國昌的說法變了。

他不再對全部預算“全面封殺”，而是把賬切成兩半：一半是明確指向美國軍火體系、用途清晰、金額可對華盛頓交代的那幾千億，另一半是用途模糊、彈性極大的“大頭”，繼續作為談判籌碼。

這套邏輯并不新鮮，2000年代初，臺灣推動大規模對美軍購時，陳水扁政府也曾面臨類似阻力。

當年在野黨拖了四年，預算還是過了，只是過程里消耗了大量政治信用，歷史的諷刺在于，如今站在“拆賬、放行”位置上的，正是當年以監督者姿態起家的黃國昌。

從華盛頓的角度看，事情其實很簡單，只要關鍵訂單能夠落地，美國需要的“臺海穩定信號”就已經發出。

至于臺灣內部如何為剩余賬目爭吵，那并不在他們的優先事項清單里，黃國昌精準地理解了這一點，于是完成了角色轉換：從攔門的人，變成了控制節奏的人。

這時民眾黨手里那8張選票，已經不只是立法院里的數字，而是臺北與華盛頓之間最現實的“通行憑證”，而這只是整本賬的第一頁，后面牽扯的，是更迫切的個人與政黨生存問題，也正是下一步計算的起點。

黃國昌之所以轉向如此迅速，幾乎不給外界任何緩沖時間，原因并不復雜——時間不站在他們這一邊。

而他自己，同樣站在懸崖邊緣，再過半個月，他的立委任期結束，司法豁免權隨之失效，檢調單位早已準備多時，只等他恢復“普通公民”身份。

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的政策調整，其實更像是一種自救機制，內部路徑已經被堵死，只能尋找外部變量來改變局勢，而那幾千億的防務預算，恰好是他們手里最后、也是最硬的一張籌碼。

歷史上臺灣政治并不缺乏類似操作，2004年陳水扁連任前夕，面對司法爭議與選舉壓力，“319事件”迅速把焦點從內部問題轉向安全議題，成功改變了政治氛圍。

黃國昌現在采用的，邏輯并無二致：把個人與政黨的司法困境，嵌入到“臺灣安全”“區域穩定”的宏大敘事里，區別只在于，這次不需要制造戲劇沖突，只需要在華盛頓的賬本上完成簽字。

這種情況下，立場變化顯得既突然，又合乎邏輯，而當個人風險被暫時對沖，下一步考慮的，自然就是更長線的政治回報。

這本賬的最后一頁，寫的是黃國昌對未來的下注方向，訪美前不久，他在新北高調舉辦后援會活動，釋放的信號十分明確——市長之位，是他下一階段的目標。

但問題在于，他面對的對手是李四川，一個在工程體系、地方網絡和行政經驗上都極為扎實的老將，單靠議會咆哮和監督形象，黃國昌很難在地面戰中占到便宜。

于是，他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這趟訪美為他鍍上了一層“國際通行證”的光環，他要向選民傳遞的信息是：我不僅能在立法院對抗執政黨，還能影響臺灣的安全政策走向，甚至能和華盛頓直接對話。

這種敘事，本質上是一種“降維競爭”，用外部資源優勢，壓制本土型對手，但代價同樣明顯，這種操作實際上是把臺灣整體的戰略自主性，提前抵押給了個人選舉前途。

如果民眾黨最終與民進黨在預算問題上形成事實默契，立法院就會出現一種變相的“綠白協作”，國民黨將被邊緣化。

最終這場看似精密的政治套利，風險并未消失，只是被延后，當防務預算被當作個人脫困的贖金，當公共安全被拆解成選舉籌碼，真正承擔后果的，永遠不是談判桌上的人，而是普通社會。

這筆賬也許暫時平衡了，但利息已經開始累積，等到真正需要清算的那一天，沒人能保證，還有人付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