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的娛樂圈,兩場“封號風波”密集上演,格外扎眼。
閆學晶因那股子“凡爾賽式哭窮”的矯情勁兒被平臺限流,李湘則更徹底,全平臺賬號直接被標注“禁止關注”。
一邊哭啼啼抱怨兒子年入40萬在北京“活不下去”,轉頭就被扒出坐擁多套豪宅,單日食材開銷便抵得上普通人小半月生活費;另一邊,常年把炫富當個人標簽,月伙食費60萬、贈女勞斯萊斯的奢靡日常,早就刷屏全網、引發熱議。
兩人一哭窮一炫富,看似背道而馳,卻雙雙遭遇全網聲討——說到底,這背后戳中的,正是當下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殘酷現實,以及大眾對階層固化、財富分配失衡的深切憋悶與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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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學晶與李湘的言行之所以能精準刺痛公眾神經,核心就在于他們的生活圖景,與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形成了刺眼的割裂。
公開數據清晰顯示,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3.9萬元,即便是收入水平較高的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過8.4萬元。
閆學晶口中兒子“活不下去”的40萬年薪,已是全國人均水平的10倍有余;李湘那60萬的月伙食費,更夸張到抵得上15個普通家庭一整年的總收入。
試想,普通人整日為房貸、車貸、子女教育經費精打細算,為一份安穩生計奔波勞碌、不敢停歇,可在這些名人眼中,普通人窮盡心力也難以觸及的財富,要么被包裝成“生存困境”,要么淪為稀松平常的日常。
這種認知上的巨大鴻溝,說到底,就是財富分配失衡催生的階層隔閡——你永遠無法指望身處財富頂端的他們,真正共情普通人的柴米之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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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名人圈層的財富積累速度,與普通群體的薪資增長節奏完全不在一個維度,這直接將貧富差距的痛感無限放大。
閆學晶此前就被實名舉報偷稅漏稅,其快手小店一年進賬超7600萬元,可她兒子繳納的個稅卻少得離譜;李湘名下關聯20家企業,即便14家已注銷,仍能輕描淡寫成立注冊資本8000萬的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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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財富向少數人極速匯聚”的虹吸效應,絕非個例,而是全球共性問題。相關研究數據觸目驚心: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控著全球45%的財富總量,而最貧困的50%人口,手中掌握的財富不足全球總量的1%。
放回國內語境,部分行業的頭部從業者,憑借流量紅利、資源壟斷輕松攫取超額收益,賺得盆滿缽滿;可普通打工人呢?不僅薪資增長緩慢,還要直面日益激烈的就業競爭壓力。
這種“富者愈富、貧者愈難”的固化格局,正一點點撕裂社會共識,消解大眾對公平正義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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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兩人的集體抵制,本質上是對財富分配公平性的強烈訴求表達。
當下經濟下行壓力凸顯,貧富差距的擴大絕非單純的“錢多錢少”問題,更核心的是發展機會的嚴重失衡。
普通人拼盡全力能觸及的人生上限,在部分富人眼中,竟只是“勉強糊口”的生存底線;優質教育、頂尖醫療等核心資源,持續向富裕階層集聚,普通人的向上流動通道正不斷收窄。
在這樣的背景下,焦慮感自然會在大眾群體中蔓延擴散。閆學晶將優渥生活包裝成“困境”的傲慢姿態,李湘把奢靡生活當作標簽四處張揚的張揚做派,不僅徹底否定了普通人的奮斗價值,更公然挑戰著社會公平的底線。
從這個意義上說,平臺對兩人賬號的處置,絕非簡單的違規規制,更是對公眾情緒的精準回應,鮮明傳遞出對“財富特權敘事”零容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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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警惕的是,若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得不到有效疏導與遏制,極易激化社會對立情緒,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
回望歷史不難發現,財富兩極分化往往是社會矛盾升級的導火索,全球范圍內此起彼伏的民粹主義思潮,背后都潛藏著貧富差距擴大的深刻影子。
當前,我國正全力推進共同富裕戰略,核心目標就是遏制財富過度集中的勢頭,彌合階層之間的鴻溝。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絕非空喊口號就能奏效,必須拿出實打實的制度舉措:一方面要強化稅收調節等制度性手段,規范高收入群體的財富積累行為,嚴厲打擊偷稅漏稅等灰色操作,堵住財富流失的漏洞;另一方面,更要為普通群體搭建公平的教育、就業平臺,暢通向上流動通道,讓普通人的奮斗能獲得合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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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富”與“哭窮”引發全民熱議,我們需清醒正視的,是貧富差距加劇背后的制度完善訴求與價值觀重構命題。唯有讓財富分配更趨公平、發展機會更加均等,讓普通人的每一份奮斗都能得到應有的認可與回報,才能真正消解階層對立的焦慮,讓社會發展既有前行的動力,更有溫暖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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