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胡愈之】斯諾《西行漫記》在他私人寓所出版，他是譯者之一

胡愈之是我國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出版家。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當晚，胡愈之起草了一份擲地有聲的抗議信，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兇殘暴行，并邀集鄭振鐸、章錫琛、馮次行、周予同、吳覺農、李石岑聯名簽署，寄給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并在4月15日上海《商報》上公開發表。

此事被周恩來譽為“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大無畏壯舉”。1933年9月，中國共產黨吸收他為特別黨員。1936年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胡愈之是領導成員之一。不久，經潘漢年授意，胡愈之為救國會領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后經章乃器修改，題目改為《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聯名在香港《生活日報》上發表此文。由于此文表達了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的愿望和要求，因而獲得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后，許多在滬的救亡團體和愛國人士轉移到內地或香港。胡愈之仍然留在上海，負責救國會的領導工作，并繼續秘密從事革命宣傳和教育活動。

沙千里著《漫話救國會》

以下為如去注：

關于救國會。救國會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團體。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動，于12月12日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聲援學生們的愛國行動。

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婦救會”）成立；該協會由沈茲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嬰、杜君慧、王伊蔚、陳波兒、陳維姜、鄧裕芝等發起，上海的一些婦女文化團體如中華婦女同盟、婦女生活社、婦女園地社、婦女文化協會、婦女新地社、微明社等團體共同組織成立。參加者多是各大中學校女生、女教員、機關女職員、女醫生、女護士、女律師、女工人及家庭婦女等。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參加者中，有許多知名作家、新聞記者、導演和演員、教授、律師、宗教界人士等。大會推舉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厲麟似、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江問漁、胡愈之等35人為執行委員。

接著，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大中學校學生救國會也紛紛成立。在形勢推動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宣告成立，“婦救會”、文化界救國會等并入其中。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漢、天津等地也都紛紛成立了各界救國會。

1936年5月31日，由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人發起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宣告成立。參加者為愛國知識分子，各階層、各黨派的民主人士。大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多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孫曉村、曹孟君、何偉等14人為常務委員。

救國會成立后不久，毛主席即致函表示中共愿同救國會更親密的合作，并派潘漢年與救國會領導人經常交換意見。此后，華北、西北、華南等地區以至在旅居歐美、東南亞的華僑中，也都相繼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

全國各界救國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后攘外”的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救國會的號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1936年底，救國會會員達數十萬人，成為當時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間組織。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在沈鈞儒的主持下，魯迅的喪事由救國會辦理，舉行了三天的群眾吊唁。安葬那天，送葬隊伍達五六千人，沈鈞儒和蔡元培、宋慶齡等走在隊伍最前面，群眾高呼“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漢奸走狗！”“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魯迅葬札實際上成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

日本政府對救國會的存在非常不安，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逮捕救國會負責人。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國民黨當局為了撲滅抗日烈火，會同美法兩租界的捕房西探，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位救國會的領導人逮捕。當日，因國民黨當局既拿不出證據，又無拘票，法院被迫裁定七人無犯罪行為，先交責付律師保釋。

不料，七人出來后不到十小時，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又分別開出拘票，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七人，移送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這就是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事情發生后，中國共產黨以各種方式聲援“七君子”。潘漢年受中央委托親往蘇州探望七君子。

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嬰、沈茲九、彭文應、潘大逵、張天翼等16人在上海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了《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并呈文蘇州高等法院，申明“七君子”的救國行為無罪，如若有罪，他們甘愿與“七君子”同罪，并等候傳訊。后來，宋慶齡、胡愈之、胡子嬰等12人還自攜行李，乘車到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

當時，陶行知受全國救國聯合會的委托，正擔任國民外交使節、在外出訪，得知“七君子事件”后，他征得老師杜威的同意，以杜威的名義聯合了愛因斯坦、羅素、甘地等16個世界著名的知識界人士給蔣介石、孔祥熙、馮玉祥等人拍發電報，營救七君子。

在中共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大力營救之下，在全國人民愛國無罪的強烈呼聲下，國民黨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釋放沈鈞儒等7人。出獄后，在社會各界為他們舉行的歡迎會上，沈鈞儒說：“國難嚴重，心里非常悲痛。可以告訴大家的是出獄與不出獄一樣，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線。”

1945年冬，救國聯合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1949年12月18日，救國會鑒于它所擔負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在北京宣告結束。

如去注畢。

七君子

一天，埃德加·斯諾交給胡愈之一本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剛剛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胡愈之看后決定設法盡快把此書翻譯介紹給我國人民。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籌劃組織下，埃德加·斯諾此作的中譯本以復社的名義出版發行。為迷惑敵人，使書順利出版，將其易名為《西行漫記》。書印出后半年內，先后出版了五六次，售出八九萬本，還運到香港、南洋銷售，在當地華僑界引起了轟動。隨后，胡愈之等又翻譯出版了《續西行漫記》，同樣受到國內人民和華僑的歡迎。

以下為如去注：

關于西行漫記和復社。出版社“復社”是鄭振鐸、胡愈之等一些文化人集資辦起的一家小出版社，位于上海市黃浦區巨鹿路（原巨籟達路）174號，現已融入延中綠地。這是胡愈之的私人寓所，《紅星照耀中國》中文譯本、《魯迅全集》《論持久戰》等均在此秘密翻印。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日本侵略者大舉轟炸華界、搶掠上海，大批難民涌向租界，上海成為被日本帝國主義四面包圍的“孤島”。1937年年底，胡愈之得到斯諾寄來的“特殊禮物”——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樣書，斯諾告訴胡愈之，他寫的這一本書，兩個月內發行5版。

胡愈之早已聽說過這本書，書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的想法，即商請胡仲持等10多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將全書30萬字拆分成若干部分，夜以繼日在一個月內將全書翻譯成中文，書中的譯者之一“陳仲逸”即為胡愈之筆名。

為了掩護，中譯本書名改用《西行漫記》，出版用“復社”的名義。在印書沒有經費的情況下，“復社”成員每人捐幾十元，再向讀者發預約券。書定價為2.5元，如果用預約券買，只需1元。1938年3月，《西行漫記》第一版印了2000冊，書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僅幾個月就轟動海內外，在香港和海外華人集中的地方，出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

如去注畢。

1938年上海復社版《西行漫記》，精裝，袁牧之簽名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不包括國民黨反動派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積極響應。那時，已在南洋生活和工作了八年的胡愈之正在香港向民盟中央和中共華南分局匯報工作。同時，馬來亞英國殖民當局于當年6月頒布了“英屬海峽殖民地緊急法令”，大肆逮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他不能再返回南洋。所以，中共華南分局要求他先去華北解放區，向中共中央匯報南洋和港澳的工作和情況。

經周密準備，8月，胡愈之從香港乘船北上，踏上了到解放區的旅程。途經大連時，他與在大連市委主持工作的李一氓談起了戰局。1948年正是國共兩黨力量對比逐步向有利于我黨、我軍發展的一年。3月20日，毛澤東在《關于情況的通報》一文中估計，從1946年7月算起，五年左右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對于毛澤東的這個估計，胡愈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對李一氓說：“毛澤東同志估計的勝利時間從現在起還要兩年，在我看來，勝利時間不要兩年。”

胡愈之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除軍事形勢外，還有一個人心向背問題，國民黨不僅軍事崩潰了，經濟也崩潰了，因而人心亦崩潰了。你們沒有看見在國民黨區域不論哪一個階層，都希望解放軍勝利，希望蔣介石垮臺。現在統治階級已經到了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局面，革命正在走向質變，只需對國民黨軍隊再施加一點壓力，它必然很快地全被消滅無疑。因此，估計還要兩年時間，可能長了一點。國民黨區域的人民大眾已經等不及了。”

刊發“五一口號”的《晉察冀日報》、《人民日報》

<全文共兩部分、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續>

文后說明：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