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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口的賣花人
地鐵口那個賣花的女人,已經在那里站了三年。
春天賣梔子,夏天賣茉莉,秋冬是百合和康乃馨。她從不說話,只是安靜地整理著花束,像整理一整個季節的心事。我每天經過,從未買過——在這個連空氣都需要付費的城市,浪漫是奢侈品。
直到那個暴雨夜。
加班到十點,PPT第十次被駁回。手機屏幕彈出最后一條信息:“我們部門不養閑人。”雨下得很大,隔著寫字樓的玻璃幕墻,整座城市在淚水里模糊。我想起三年前剛來時,以為努力就會被看見,善良就會有回響。
路過地鐵口,她已經準備收攤。塑料布下只剩最后一束白玫瑰,花瓣邊緣有些焦黃,像我這一天的心情。
“十塊。”她終于開口,聲音沙啞。
掃碼付款時,我瞥見她手上的凍瘡——深紫色的,在初暖的春夜里格外刺目。突然想起同事今天的話:“那個賣花的還在啊?真能熬。”語氣里一半是驚奇,一半是憐憫,還有一絲說不清的情緒。
“你每天都來?”
“嗯。”她低頭整理塑料袋,“下雨也得來,花不等人。”
“沒人幫你看攤嗎?”
她笑了,臉上皺紋像被揉皺的紙:“丈夫病了,孩子在老家讀書。”說完又補充,“不過還好,這條街的保安讓我在這兒擺。城管來了,他們還幫我打掩護。”
我想起白天會議上,部門總監剛否決了一個實習生的轉正申請,理由是不夠“狼性”。那時所有人都沉默,包括我。
雨小了。我抱著那束殘缺的玫瑰,突然問:“會有人偷花嗎?”
“有啊。”她平靜地說,“上個月一個小姑娘,蹲在這兒哭了很久。最后趁我不注意,拿了一支向日葵跑了。”
“你追了嗎?”
“追什么呀。”她搖搖頭,“能為一支花不要臉的,得多難過。”
那一瞬間,地鐵口的風吹過來,帶著泥土和花瓣混合的氣息。我想起很多事——想起剛工作時,我也曾在下雨天把傘遞給陌生人;想起第一次拿到獎金,請全組喝咖啡;想起在深夜的辦公室里,和同事一起改方案,電腦屏幕的光照亮年輕的臉。
是什么時候開始,我們只看得見殘酷的“真相”?
隔壁公司的王總,上周破產了。消息傳開那天,平時圍著他轉的人都消失了。但昨天我看見,公司樓下煎餅攤的大爺,硬塞給他兩個煎餅果子:“欠著!等翻身了再還!”
還有保潔李姐。她兒子考上大學那會兒,全寫字樓湊了紅包。財務部最挑剔的張姐,偷偷往紅包里多塞了一千。
就連此刻,地鐵口的燈光下,賣花的女人正在數今天的收入——皺巴巴的紙幣,很多是一塊五塊的零錢。她數得很仔細,數完后從懷里掏出個小本子,借著路燈的光記著什么。
“記帳?”
“記人情。”她合上本子,“這條街上,早餐店多給我個雞蛋,便利店讓我接熱水,水果店把快壞的水果便宜賣我……都得記著。”
本子的封面已經磨損,上面用圓珠筆工整地寫著:“好人們。”
后來我常去買花。有時候是百合,有時候是向日葵。我們很少說話,但在那個地鐵口,在那些短暫的交匯里,我重新學習相信一些東西。
春天快結束的時候,女人突然要回老家了。最后一晚,她送我一小盆薄荷:“好養,記得澆水就行。”
“還會回來嗎?”
“看情況。”她笑笑,皺紋在夜色里溫柔,“但這條街我記著呢。好人多。”
薄荷如今長在我的窗臺上。每天澆水時,我都會想起那個雨夜,想起她凍瘡的手,想起那個寫著“好人們”的小本子。
也許人性確有它的深淵,但也有光從裂縫透進來。我們記住殘酷,是為了保護自己;但選擇看見善意,是為了不辜負那些在黑暗里依然點燈的人。
就像那盆薄荷,在最普通的土壤里,向著光,安靜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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