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鄭州迎來了一場特殊的會面。毛澤東在這里接見12國拉美共產黨和工人黨領導人時,坦然承認當時中國經濟還落后于部分拉美國家。
但他隨口提出的幾個觀點,卻精準預言了此后幾十年中拉發展的“大分流”——中國一路逆襲崛起,拉美卻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背后的差距值得每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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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關鍵差距,是是否打破了對西方的“精神迷信”。
毛澤東當時就點透:不能覺得“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只有摒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才能真正實現發展戰略的獨立自主。
中國正是這么做的,不管是建國初期面對封鎖,還是后來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不被西方的標準和模式綁架。
而拉美國家卻一直沒擺脫對西方的精神依附,總覺得跟著西方走就能過上好日子,結果就是發展戰略被西方牽著鼻子走,別人說什么好就照搬什么,失去了自己的主動權。
就像人沒了主心骨,再怎么努力也難有大作為,這是拉美發展滯后的重要根源。
中國認準了這個道理,一門心思搞工業化、搞自主創新,從一無所有到如今工業體系完備,靠的就是這份清醒。
可拉美卻甘愿被西方定義,乖乖待在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只做資源出口和簡單加工,把高端產業的話語權拱手讓人。
長期下來,經濟命脈被別人攥在手里,別人一打噴嚏,自己就可能感冒,自然難以實現真正的發展。
第三個差距,在于是否進行了徹底的“社會革命”。
中國通過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會革命,打破了舊的利益格局,粉碎了封建殘余勢力,把分散的資源集中起來,全力支持工業發展。
就像把一堆零散的積木重新整合,才能搭建起高樓大廈,中國的工業化之路也因此有了堅實基礎。
而拉美國家卻沒能根除封建大莊園制和食利階層,這些舊勢力牢牢占據著大量資源,阻礙著社會進步和工業化推進。
資源分配不均,底層民眾缺乏發展機會,工業發展沒有土壤,只能在原地打轉,難以突破瓶頸。
第四個差距,是“國家能力”和主權安全是否過硬。
中國政府是“生產型政府”,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無論是搞基建還是推產業鏈升級,都能形成合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靠“兩彈一星”筑牢了主權安全的屏障,有了安全感,才能安心搞發展,不用看別人的臉色行事。
反觀拉美,很多國家的政府被寡頭和外資綁架,政策制定只考慮少數人的利益,難以形成發展合力。
面對美國的霸權,他們缺乏反抗的底氣和能力,高端產業一發展起來就被打壓,主權安全得不到保障,發展自然舉步維艱。
回看這幾十年的發展歷程,毛澤東1959年在鄭州的談話,不僅預言了中拉發展的不同走向,更給所有后發國家指明了方向。
這個道理放到個人身上也一樣:想要實現人生的“逆襲”,首先要打破對他人的盲目崇拜,認清自己的優勢和方向;
其次要敢于擺脫舒適區,主動提升核心能力;
最后要守住自己的“底線”,不被外界干擾,專注做好自己的事。
中拉發展的“大分流”告訴我們:命運永遠掌握在自己手里,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只有獨立自主、找準方向、堅定前行,才能走出屬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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